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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声援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郭沫若等党和国家***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的称赞。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中，主席遭批斗至，余元芳被戴上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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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澳门在港澳码头乘船就行了。很方便的！

再给你看一下好吃的：

许留山——专门吃甜品的。是一间香港连锁式甜品店，专门售卖甜汤、甜品和小食，以芒果为主要材料。1960年代在新界元朗开业，最初售卖传统凉茶和龟苓膏。1990年代推出鲜果甜品，1992年推出的甜品“芒果西米捞”大受欢迎，其后以特许经营方式拓展业务，成为现时一家港式鲜果甜品店的著名品牌。现时在香港的分店有42间，主要集中在九龙，并将在港岛炮台山开设新的分店。海外市场方面，2002年许留山在台北开分店，2004年扩展至上海和广州，其后在美国加州、新加坡开设分店，1990年代中也曾于澳门开设分店。而且店面比较多，找起来不会太麻烦。

深井裕记烧鹅

九龙城南角道6号

既然是一代食城，著名的裕裕记烧鹅又怎可不推荐。深井的烧鹅，在许多TVB电视剧中都有出现，可想而知它的知名度很高。除了深井老店外，九龙城是唯一的分店。裕记烧鹅的脆皮烧鹅十分著名，不可不试。

糖朝

九龙尖沙咀广东道88号(2375-9119)

周一～周五10:00～24:00、周六～周日及公众假日7:30～12:00

这可是一家连明星都爱光顾的甜品店，店中众多甜品都是手工磨出来如像合桃露、芝麻糊、湘莲子芝麻糊等，磨得又细又绵，是别家店吃不到的。他们的糖不甩超Q! 除了甜品之外，它也卖粥面，生意不比甜品差。

主要美食区

兰桂坊、SoHo荷南美食区——感受异国情调

这两个美食区是消费较高的时尚中西美食集中地，菜馆、酒吧和咖啡厅林立，供应中国、泰国、越南、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地的菜式。部分菜馆设有露天茶座。 兰桂坊附近还有德已立街、和安里、荣华里，酒吧集中在兰桂坊。

兰桂坊位于德已立街与云咸街之间，卵石铺砌的斜面路上开设以了很多新派的西式餐厅、酒吧及迪斯科，是追求时尚夜生活的人士常去的地方。从地铁中环站D1出口向兰桂坊方向步行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

SoHo荷南美食区邻近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这条全世界最长的户外扶梯带来了人流,也推动了这一带的餐饮事业,些利街、士丹顿街和伊利近街成为美食据点，众多装饰雅致、充满异国情调的小餐厅和酒吧林立，是喜欢精致餐饮的人士汇聚的场所。由地铁中环路站D1出口沿皇后大道往中环中心方向走，然后搭乘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前往。

铜锣湾——正宗香港风味

铜锣湾是有名的购物区，所以大量的人流也使得这里的餐饮业十分发达。渣甸坊、时代广场、波斯富街、利舞台广场和百德新街餐饮店林，有充满地道香港风味的大排档、茶餐厅、凉茶铺、粥面店、烧味店、甜品店，也有西式菜馆、台式小吃店、日本寿司店、精致的咖啡厅，丰俭由人。

赤柱——涛声伴美餐

赤柱的环境清幽，海景迷人，有不少外籍人士在这里居住，像个欧陆小镇，“吃”的环境绝佳。除了美利楼历史建筑内的海景餐厅外，赤柱市场内也有中式、越式、法式和意式的餐馆，临近海湾还有酒馆、露天茶座等，处处洋溢着欧陆风情。地铁中环站A出口，步行至交易广场巴士总站乘搭6、6A、6X或260 线巴士，或于地铁柴湾站C出口转乘16M线绿色小巴前往。

西贡、鲤鱼门、南丫岛——近水楼台先得鲜 这三处可以称得上是美食乐园。

西贡昔日是个渔港，沿海岸开设了不少海鲜酒家，家家门外大鱼缸，蓄养着鲜活的海产，来这里吃海鲜比在市区里要鲜美几分。咸鱼和虾酱是香港渔村的特产，也是馈赠亲友的佳品。于地铁钻石山站C2出口乘92线巴士，或于彩虹站C2出口乘1A线绿色小巴，至西贡市中心总站下车。

鲤鱼门是九龙半岛的一个古老渔村，顾客在海鲜摊子自选鲜活海产后，到餐馆里稍坐片刻，便可尝到烹制好的海鲜，客人还可以指定烹调的方法。于地铁油塘站A2出口转24线绿色小巴。

南丫岛的两个主要港口索罟湾和榕树湾，是品尝海鲜的必到场所，尤其是索罟湾，餐馆临海而建，海鲜的味道和海边的景色都能使人沉醉。从中环境保护号渡轮码头(地铁中环站A出口，走人行天桥沿民耀街前往)乘渡轮前往南丫岛榕树湾或索罟湾，船程分别为30分钟和35分钟。

尖沙咀——潮流美食集中地

尖沙咀至尖沙咀东部一带是游客高密度区，无论是弥敦道、广东道、漆咸道等通衢大道，还是亚士厘道和加连威老道等横街小巷，特色餐馆都数不胜数。在金巴利道的美丽华商场可找到水准一流的粤菜和川菜馆。诺士佛台(地铁尖沙咀站B1出口)虽隐藏于闹市一隅，却是追赶美食潮流之地，西班牙菜馆、意大利菜馆、日本菜馆和酒吧环境清幽，是手屈一指的国际美食街。

九龙城——大众化亚洲美食

九龙城过去毗邻机场，成为各式餐馆立足的热点。现在机场搬迁，餐馆却留下来了，组成了别具一格的亚洲美食区。区内以泰国菜馆、中式火锅店和潮洲菜馆最兴旺，集中在启德道、南角道、龙岗道、福老村道一带，有些老牌名店已屹立九龙城数十年。此外，还日本菜馆、韩国菜馆和印度菜美食区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亚洲式餐饮为主，价钱走大众化路线，深受本地人的欢迎。乘地下铁路至乐富站，再转乘计程车。

红磡——美食新焦点

离尖沙咀不远的红磡区是新兴美食据点。黄埔新天内的美食教育局汇聚大江南北美食，多家菜馆各展所长，以新鲜材料和特色烹调方法，炮制港式牛排、粥粉面、烧味、四川担担面、避风塘炒蟹、“车仔面”、饺子、怀旧小吃、越南菜、新加坡菜等，价格也是大众化的。从尖沙咀汉口道乘6线绿色小巴，至总站下车。

旮旯美味隐匿市井间

我永远相信，一个地方最美味的食物,隐匿于市井间。越是不起眼的角落,越可能栖息着归隐江湖的高人。生活的气息,朴素的风情,鸡零狗碎的幸福,不经意间被包裹进了一碗云吞、一个墨鱼丸、一筷子牛腩粉……

沾仔记云吞 那一口,尝到了“幸福”

去香港前，在“驴友”论坛转了很久，对“沾仔记”地理位置之险恶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是当我拽着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和已经翻折成腌咸菜的地图,头顶辣豁豁的太阳，脚踩滚滚烫的石头路,感觉自己仿佛先于美食成了一道“铁板烧”。甚至动了“放弃”的念头,跨过街道乘上地铁穿过维港爬上山腰转过小路,在任何一个路口彷徨时，都有一股愤怒在燃烧，突然,眼前一震,“沾仔记”！

头发花白的“老法师”坐镇店堂，不紧不慢地把虾仁、肉糜填进云吞皮，收拢起一朵“花骨朵”。所有的愤怒烟消云散，所有的馋虫爬上眉梢。

4只饱满的云吞静静地躺在碗里，粉红色的鲜虾肉若隐若现,一弯碧绿生鲜的油菜漂浮于汤上———这就是传说中的“沾仔记云吞”，我在威灵顿街上来来回回寻找了半个小时的云吞！郑重其事咬下第一口，吹弹欲破的皮，紧裹着一团团鲜虾肉，鲜甜，汁水充盈。牙齿咬下去的刹那，感到了“幸福”。

实打实的一碗云吞，几口便没了踪影,胃有几分饱。屁股粘在凳子上，斗争了半天,要不要再叫一碗？10元港币一碗，恐怕是香港的最低价。或者买一打生云吞回宾馆？心里却还惦念着“九记牛腩”，只好忍痛割爱，放下调羹，咽下口水，奔向下一站。

地址：中环威灵顿街98号

九记牛腩 相濡以沫的醇香

离开上海前,一个嗜吃如命的朋友千叮嘱万嘱咐,一定要去吃“九记牛腩”,“否则后悔一辈子”。

顺着“沾仔记”所在威灵顿街向西北走,绕过九如坊,转到了一条更加不起眼,甚至有点“猥琐”的小街———歌赋街———平房比肩而立,拥挤得不透一毫米间隙，砖墙翻出斑驳的面孔,好像还有昨夜今晨小贩的叫卖声出没在耳边。就在这么一条破败的小街上,却极不协调地停满了名牌车,都是冲着“九记牛腩” 而来。

也是一家局促的小店，车厢般窄长，挤了没几张桌子,坐着的客人狼吞虎咽,站着的客人心急如焚，一拨接着一拨。墙壁上不动声色地贴着无数剪报：香港牛腩比拼第一名。

牛腩面登场，汤炖成乳白色,黄黄的宽面在嘴里有种生脆的快感，牛腩选的应该是肘子部位，“筋”肥“肉”瘦，好像恩爱的夫妻，相濡以沫的鲜美渗透进每一丝牛肉的纹理。

老板坐在门口,不屑一顾地说：“有人一星期来吃五趟……”

地址：中环歌赋街路口

文辉墨鱼丸 唇齿间弹乒乓

渣甸街有点上海“吴江路”的意思，小吃铺鳞次栉比。中午时分,老板伙计候在店门口，笑脸相迎。西装革履的白领卷起袖管，夹一叠报纸，拉一把凳子，打发一顿午餐的闲散时光。

“文辉墨鱼丸”的灯厢最耀眼,面积甚至大过店堂。 都是些看上去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在里里外外忙活,片刻不停,连桌子也顾不得抹，桌面“丰腴”得能揩下一层油。客人落座，他们把筷子和调羹往你脸前一甩，便是你能享受到的所有“服务”了。

点一碗墨鱼丸配大碌竹挞粉，混迹在午餐的人群里。像乒乓球一样白花花的5颗丸子，肥肥地嵌在小碗米粉间,白得太丰满太圆润。看第一眼，想拍打的迫切甚至大于吃。咬一口，牙齿和丸子轻巧地弹奏。墨鱼的味道虽不强烈，清晰感受到了丸子的细腻纤维。米粉一般，汤清口，几片紫菜点缀得极好。桌上搁着干辣椒，口味重的捻上一小撮，味道迥然。

地址：渣甸街路口

义顺双皮奶 趁关门前吞一碗

“义顺牛奶公司”,老字号纯鲜奶制品小吃店,在每个香港人的成长中,都留下过和母亲一样温暖的记忆。店家在“双皮奶”前挂了“驰名”二字,有种当仁不让的霸气。 找“义顺双皮奶”的过程，有点“惊心动魄”。摸到“义顺”时，已过晚上11点，小马路上黑灯瞎火，眼睁睁看着伙计拉下了卷帘门。伙计问我是否迷路了？我回答说：“我想吃双皮奶。”伙计喷笑,然后悠悠然地从裤袋里掏出钥匙，重新翻起卷帘门。一眼便看见一碗碗双皮奶排列在冰箱里。

真正“乳白”的颜色,表面微微皱起一层奶皮，这是精华所在。点破奶皮泯一口，先是一阵清清凉凉，舌尖和炖奶彼此厮磨，滑得不留一丝痕迹，随即，芬芳的奶香慢慢弥散，直到溢出口腔。

心满意足地踏出店门，再想谢一谢好心的伙计。转过身，只听“嚓”的一声，卷帘门应声而落，伙计也消失在香港的夜色里。

九龙区:佐敦道庇利金街63号/弥敦道519号/西洋菜街246号

香港岛铜锣湾区:波斯富街85号/骆克道506号

旺角路边摊 牛杂美味不分贵贱

毫不夸张地说，香港任何一处吃东西的地方，都不会叫人失望。美味不分富贵贫贱，各取所爱，随遇而安。尤其偏爱旺角的路边摊，牛杂鸡蛋仔咖喱鱼蛋大肠鲮鱼丸……摸一摸贲张的肚子，只要了一碗牛杂，和萝卜一起炖的，萝卜的清爽消解了牛杂的腻。倚在街头看风景，吃到眼花缭乱，吃到大汗淋漓，吃到醉生梦，把市井的快乐与悲伤打了包，一股脑儿背回他乡。

地址：九龙旺角的角角落落

轻撩美食诱惑的面纱

平民精神 德昌鱼蛋粉店

推荐理由：德昌鱼蛋粉店是香港一家出名的小吃店,鱼丸是这里的招牌,这里不大,人却总是满满的,门口还有人等座。鱼皮饺的汤头很足,云吞面里虾仁个大饱满,足有完整的两三个。香港人极爱吃鱼丸,这里的鱼丸个大筋道,用料实在,不像有些家的用面粉来掺。

地址：香港北角电器道75号地下/九龙城福佬村道嘉福阁88号地下

海景大餐 西贡 南丫岛

推荐理由：西贡、南丫岛是香港传统的吃海鲜的地方,一年到头都能吃到新鲜便宜的海鲜,而且还能就着海景吃海鲜,别有风味。西贡昔日是个渔港,现在是一个比较高档的住宅区,路边有很多欧式酒吧。南丫岛是香港的离岛之一,安静祥和,充满了自然气息,其特色在于一些渔民的村落很有乡土的纯朴风情,大影星周润发就出生在这里,而且至今经常光顾,他最爱吃的就是蟹粉炒饭了。你们也来这里试试吧,说不定还能碰见他。

地址：到了那里就可以随你的意愿任选一家了。

亲亲甜品 满记

推荐理由：满记甜品店在西贡,分外出名。而香港人对甜品的热爱真是有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这里最出名的甜品是“杨枝金露”,也就是拿西米露和芒果熬成,甜中带少许酸,芒果糯糯的香和软裹着西米露从舌尖温热地滑进口腔,说不出的畅快。

地址：西贡普通道10C号地下

浪漫西洋 兰桂坊

推荐理由：中环的兰桂坊是西餐的集合地,从西班牙、俄罗斯、北欧、马来西亚到尼泊尔的形形色色的口味一应俱全。同时兰桂坊也是香港时尚夜生活的据点,在L形曲折上下的街道上满布着各式酒吧和餐馆,霓虹闪烁的夜晚来临,这里遍布了寻欢的中外男女,在这里你太有可能碰到香港的娱乐明星,当然还有狗仔队。到香港,怎能不去兰桂坊,就冲那里的名气和各种地道的西洋美食,就值得你不只是晚上光顾。

地址：中环地铁站D2出口往半山方向步行3分钟

关于宁波的历史

宁波历史

宁波历史十分悠久。早在七千年前，人类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出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春秋时

期，宁波一直为越国辖地；战国中期以后，宁波为楚国所据。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江南，置鄞、鄮

、句章三县，属会稽郡。

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县辖地未变。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三县与余姚合并，名为句章

县，县治置于小溪（今鄞县鄞江镇），仍属于会稽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置鄞州，定州治于

三江口；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改称鄮县，属越州，县治复置小溪。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设明

州，下辖鄮、慈溪、奉化、翁山4县，州治在小溪。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明州州治由小溪迁往三江口

，并建城筑池，为日后宁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朝建立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的讳，改称明州为宁波。从此宁波之名沿用至今。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宁绍道台，驻宁波。1927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

1949年5月浙东解放，鄞县城区建置宁波市。1986年宁波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宁波人在北京经营的名店———同仁堂。“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

、定海六个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

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著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帮”、“闽帮”等，

但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

“宁波帮”企业家，更是举世闻名。

肇始———壮大———鼎盛：宁波帮的发展

1 . “宁波帮”的肇始时期。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宁波有众多

的优良港湾，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风力往来南北，是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

之路”的出发港，在秦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唐时，宁波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贸事业颇为

兴旺，唐开成四年至天佑四年( 8 3 9 —9 0 7 年) ，中日往来贸易船舶3 7 次，其中通过明州( 宁波)

放洋，有确切记载的达7 次，唐会昌二年( 8 4 2 年) 至咸通六年( 8 6 5 年) ，海商李邻德、张支信、

李延孝分别率领商帮从明州望海镇( 今宁波镇海) 出发，7 次赴日本进行商贸活动，每次去的人数在5 0

人左右，规模颇为可观。日本的遣唐使节、留学生及高僧等也从宁波口岸入唐。北宋淳化六年( 9 9 0 年

) ，宁波设市舶司，同广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称为“三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往来显著增

加，专设高丽使馆，沿途设有“航济亭”、“高丽亭”，接待朝鲜的使者和商人。南宋时，又与真里富(

今柬埔寨) 、占城( 今越南) 、?婆( 今印尼) 、大食( 今阿拉伯) 等国进行贸易往来。元时，设庆元(

今宁波) 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海运事业

非常兴旺，海运户达1 0 0 0 余户。明朝和清康熙二十三年( 1 6 8 4 年) 以前，较长时间里实行海禁，

宁波的合法海外贸易一度停滞，但走私商贸活动仍非常活跃。在明末清初期间，宁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

沿海的城镇发展，在北京的宁波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是药材和成衣。明崇祯年间，宁波的药材商在北京

建立起“鄞县会馆”。清初宁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乾隆、嘉庆年间，宁波商人在汉口建立

了“浙宁会馆”。在清嘉庆二年( 1 7 9 7 年) ，宁波在沪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发起募捐，筹建以行帮为

基础的“四明公所”。道光十一年( 1 8 3 1 年) ，又有方亨宁等发起重修，这时期的“四明公所”以办

理同乡善举为主。咸丰三年( 1 8 5 3 年) ，得到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进行重建，作为同乡集

会之所，“四明公所”把上海的宁波人集合起来，在上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上述这些，标志着宁波

作者： 60.179.156.* 2006-6-12 11:5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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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宁波历史

商帮已开始形成。

2 . “宁波帮”发展壮大时期。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

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地处长江流域终点，腹地深广，交通便捷的优势，逐渐成为全国内外贸易

的中心，各省商帮都云集上海，宁波商人以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优势，大批涌入上海，据估计清末在上

海的宁波人已达4 0 万人。他们当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居民、苦力者

，他们在上海经营南北洋的埠际贸易及颜料、钟表、粮油、海味、煤炭、棉布、药材、西药、棉纱、银楼

、五金、机械等行业，并经销洋货，开展对外贸易。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的买办多数是宁波

人。有些宁波商人既是金融买办，又是贸易买办。宁波商帮在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中急剧

崛起，形成自己的实力地位。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宁波商人基于发展需要，在上海相继组

成各种行业小团体，在商业行帮中有同善会( 渔业) 、崇德会( 海味业) 、济安会( 酒业) 、永兴会( 南

货业) 、敦仁堂( 猪业) 、喻义堂( 药业) 、诚仁堂( 肉业) 、永济堂( 洋货业) ；手工业行帮有长寿会

( 石作业) 、年庆会( 木业) 、同义会( 银匠

) ；劳工团体有四明长石会、水手均安会等。这类小团体具有同乡和同业的双重结构，它以维护帮会利益

、互济互助为目的，是“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宣统

元年( 1 9 0 9 年) ，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筹建四明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乡会组织，1 9

1 0 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同乡人彼此交往、相互照应、休戚与共、同乡人谋取共同利益的

自治社团组织，又是联络旅沪宁波人的纽带。1 9 2 0 年—1 9 3 5 年间，还分别建立了镇海、定海、奉

化、象山等地以县为单位的旅沪同乡会。从“宁波帮”在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到集合同乡力量的组成

，标志着“宁波帮”趋于成熟阶段。

3 . “宁波帮”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宁波帮”臻于鼎盛阶段。随着财力的积聚、业务的扩大、

人员的增加，“宁波帮”以上海为基地，将活动地域伸向汉口、天津、苏州等大城市。1 8 5 8 年汉口开

埠，宁波商帮很快向汉口扩展，汉口成为上海以外宁波商帮较集中的地区，主要经营水产、银楼、航运、

火柴、水电、杂粮、洋油、五金、银行等行业，其中石油行业几乎全部被宁波商人所占，长江夹板船航运

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有许多宁波商人还充任洋人在汉口的洋行、银行的买办。在天津的宁波商人，远

在清中叶闭关自守时代，就经营航运业，代清廷南粮北运及民间的南北货运输，以6 艘船为一小队，1 0

艘船为一大队，成群结队往来于宁波、上海、天津之间，最多时达六七十艘，主要经营户为鄞县的秦氏、

吴氏，慈溪的孙氏、董氏，镇海小港的李氏、乐氏。天津开埠后，宁波商人进一步向天津发展，1 8 4 0

年以后，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日益扩大，在天津建立上海的分支机构。除继续经营航运业务外，还在天津

开展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金银眼镜业等。民国时期，在天津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

少名店，都是宁波商人经营的。一批实力雄厚

的宁波商人，分别在天津开设钱庄、金店、绸缎庄、五金商号、洋行、房产公司、轮船公司等，还代为洋

人在天津经营猪鬃、皮毛、山货、棉花等进出口业务，成了洋人在天津的买办。

开拓———创业：足迹遍布全球

从“宁波帮”的活动地域看，宁波商人的开拓创业精神的确令人惊叹。从《鄞县通志》记载的旅外同

乡会的情况看，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点除上所述外，还有南京、杭州、苏州、常熟、温州、无锡、扬州、

徐州、芜湖、南昌、沙市、长沙、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郑州、大连、沈阳、临海、兰溪、建

作者： 60.179.156.* 2006-6-12 11:5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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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宁波历史

德等地。宁波人所到之处，那里的商业活动就繁荣起来。宁波人在各地还经营了许多名店、大店，如北京

、天津、上海等地的同仁堂、童涵春、蔡同德等著名药铺，亨得利、亨达利钟表店，都是宁波人经营的。

宁波大慎木行金廷荪在福建设坐庄，置有宁波南船和大北船各三四十艘。在上海经营五金机械进出口业务

的，绝大多数都是宁波人，仅叶澄衷( 镇海人) 一人，就在上海开设了老顺记、南顺记、义昌顺、新顺记

、瑞昌顺等5 家。虞洽卿( 镇海人) 、朱葆三( 定海人) 等集资创办宁绍、三北、鸿安、长和、永利、永

安、舟山等轮船公司。这些轮船公司，由于得到上海等沿海口岸和长江各埠“宁波帮”的大力支持，在外

国轮船公司的倾轧下，不仅屹立存在，并且有所发展。仅三北轮船公司的船只曾占全国民族航运业吨位的

1 / 7 。“宁波帮”还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

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和第一家银行，为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宁波帮”不仅闻名于国内，且足迹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凡有宁波人聚居的地方，就可找到“四

明公所”、“宁波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如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其会员每月聚会一次，4 0 余年来从未间

断，他们的后代，至今乡音未改。目前，宁波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有7 . 3 万人，遍布香港

、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5 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也

涌现了一批善于经营的“宁波帮”企业家。包玉刚( 镇海人) ，原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到香港后继续经

营银行和航运，1 9 5 5 年以7 7 万美元购买8 2 0 0 吨旧油船1 只起家，开创航运事业，经过2 0 多年

的努力，至1 9 8 0 年3 月，已有船舶2 0 2 艘，2 0 5 3 万吨，在世界各大港埠设有2 0 余家子公司或

代理公司，包玉刚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船只最多、吨位最高的“船王”。香港1 0 大首富中“宁波帮”占

了3 个。

商会———冒险———乡情：历久不衰的秘诀

“宁波帮”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力压群雄，成为上海诸商帮的巨擘，它有以下3 个主要特点。

一是，上海总商会是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宁波帮”能获得较快发展，称

雄商界，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会组织以来，基本上由“宁波帮”掌握着上海商会的实权。他们还通

过银业、钱业两公会，控制和影响上海工商界各业公会。1 9 0 2 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首任总理是

慈溪人严信厚，1 9 0 4 年改称上海商务总会，严又继任会长。从1 9 0 2 年—1 9 4 6 年的4 0 余年期

间，“宁波帮”中的一批头面人物在上海商会中任职的有：朱葆三( 定海人) 、周晋镳( 慈溪人) 、虞洽

卿( 镇海人) 、秦润卿( 慈溪人) 、宋汉章( 余姚人) 、李厚佑( 镇海人) 、傅筱庵( 镇海人) 、袁履登

( 鄞县人) 、俞佐庭( 镇海人) 、励树雄( 镇海人) 、方椒伯( 镇海人) 、金润庠( 镇海人) 、盛丕华(

镇海人) 等人。“宁波帮”中这些人物能在较长的时间里控制上海商会，反映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

地位。另一方面，“宁波帮”在上海经济界拥有相当权力的商会中任职，保护了宁波商帮的利益，促进了

“宁波帮”在上海的经济发展。

二是，“宁波帮”所以能闻名于世，这与宁波商人富有开拓冒险精神有关。如“宁波帮”原来掌握着

沙船业，镇海的李也亭、慈溪的董耿轩家族都是以沙船业起家发财。鸦片战争后，轮船兴起，宁波商帮仍

抓住航运这个优势，发展轮船业，虞洽卿、方椒伯、袁履登等兴办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独资办三北轮埠

公司，敢于同外轮竞争。三北公司总吨位达9 万吨，为当时我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一。上海的钱庄业，

“宁波帮”势力最大，9 个主要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帮”就占6 个。但后来感到钱庄久居外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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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宁波历史

行的附庸地位不妥，1 8 9 7 年由严信厚、叶澄衷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虞洽

卿、李云书等筹办了四明银行。后来实力较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以及

垦业银行等都由“宁波帮”所掌握，实现了从落后的钱庄业到先进的银行业的转变。镇海人方液仙，不愿

继承方氏家族祖业，吃现成饭，而去搞化学工业，父亲反对，不给资金，母亲和舅舅给的钱全部赔光，都

没有动摇他搞化学工业的决心，从而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从经营的行业上看，“宁波帮”经营了许多

新兴的行业，如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西药等畅销货。还有许多宁波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这一

切都反映了宁波商人能审时度势，及时开拓新的领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宁波商人重乡情乡谊，同乡扶助观念特别强，能风雨同舟，共同抵御经营风险。如宁波商人合

资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与英商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抗衡。当时票价斗争十分激烈，宁绍轮一

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5 角”，以示永不涨价。同时减免货运费，这样一来大家争着去乘宁绍轮，

使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资本实力雄厚的太古公司，把票价从1 元降到3 角，以图压垮宁绍轮

，大批旅客又涌向太古轮。资本微薄的宁绍轮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紧急关头，宁波商帮的方樵岑、朱葆

三、秦润卿等组织了航运史上罕有的“航业维持会”，集资1 0 余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 角，使宁

绍公司也能以每票3 角的低廉价格与太古公司竞争。同时，虞洽卿还发动同乡会会员，让货物尽量交付宁

绍公司承运，使宁绍公司和外轮竞争中取得胜利。宁波人还有“爱乡而又不恋故土”的特点。宁波人外出

经商自古有之，一般男孩到十四五岁，家中就挽亲托眷找人介绍职业，到外地商店、工厂当学徒，否则就

会被人视为没有出息而遭受非议。男子背井离乡出门到外地，父母也不因恋子之情而加以阻拦。学徒3 年

备受艰苦，故在外经商、务工多有所成就。许多“宁波帮”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叶澄衷、秦润卿、盛

丕华、金润庠等，都由亲戚、同乡介绍当学徒而发迹致富。

民谚说：无宁不成市，阿拉（我）宁波人做生意头子活络，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万里远，只要有市面，

都有宁波人。

在上世纪，在中国，有十大商帮，而这

十大商帮中，“宁波帮”是一大劲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做过一次调查，旅居上海的外来移民中

，以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最多。在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有

影响的工商界人物，广东帮占一成，其他各帮占二成，而宁波帮占了七成！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

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

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 被称之为“宁波帮”的，是一个什

么样的“地域群体”呢？岁月的风尘肯定已经湮没了太多的历史细节，但有一个数字仍足以引起人们长思

。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

人竟占40万人之多。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

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

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一

在海外的宁波帮中，包玉刚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

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一句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下，包玉刚行动起来了，他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饭店。对此，他没有别的要

求，只要求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邓小平为饭店题写了店名，这在邓小平一生众多的题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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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宁波历史

，为一家饭店题写店名并不多见，足见邓小平对此事的看重。

而在众多的捐款中，也许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

1984年月12月19日，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这一天，中英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也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包玉刚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破土动工，仅用了13个月，新建的宁波大学就迎来了她的开学典礼。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包玉刚的率先垂范，这对海外宁波帮不啻是巨大震动。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

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包氏家族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

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

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每一幢楼都

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要真正富裕起来

、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宁波大学的成长，宁波帮的慷慨助学，

激发了更多的宁波有识人士办教育的热情。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又走出了一条中外合作办学的新路子。

2004年4月15日，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举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宁波举行了奠基仪式，这

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从此中国的

学子们可以在家门口直接“留学”世界名校了。 二

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

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庆历七年的秋天，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著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

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十余年后，当王安

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

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

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

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宁波人士诸孟家说：“我太公就是对我们讲不能求官，只能求学，有学才可以以后经商。你没文化我跟你

做生意做不来的。就是以前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我那祖宗也是这么讲，有文化我

们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经商。”

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

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

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

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

商人和学人。 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众多宁波帮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座属

于自己的大学。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

代，包玉刚们的抱负才得以实现。

三

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

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当三北盐碱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过杭州湾来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边还仅仅是一大片滩涂地，一个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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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宁波历史

的县城蜷缩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

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

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它所表现的，正是

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 当时

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

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

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个交通并不

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

立了。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

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

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

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

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

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

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这也是用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不过宁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会

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

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

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

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

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

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心灵

手巧的张尚义很快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

——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

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

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

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

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中山装的设计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

说：先生提出来了,（袋口）要用笔架形,那个时候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笔架形，因为笔架形做

起来比较麻烦啊，圆的做起来简单啊，他说呢，这里有意

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的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后，先生来了，（这种款式

）称为国服，具体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

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

，“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

失，即使在1949年以后，等新中国***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

。 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

生产出来的。

四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

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

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

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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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建市多少年

62年。

黄石市位于鄂东南，长江中游南岸。

东北临长江，与黄冈武穴市隔江相望，北接鄂州市鄂城区，西靠武汉市江夏区、鄂州市梁子湖区，西南与咸宁市咸安区、通山县为邻，东南与江西省武宁县、瑞昌市接壤。

对外通往全国各地，沪蓉高速公路、大广南高速公路、武黄高速公路横贯市区，上通渝蓉，下通宁沪；武（昌）黄（石）九（江）铁路，东连浙赣线，西接京广线，武黄城际铁路高速对接武汉城市圈；水路依托长江可出海对外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

市区形状呈“入”字形，三面环山，一面临江，风光绮丽的磁湖镶嵌市区中心。

有东方山、西塞山、飞云洞等旅游景点。

磁湖面积公里宛如嵌在市区中心一颗璀璨的明珠，是闻名遐迩的风景旅游胜地。

市区城市建设用地一般在海拨18－50米之间。

全市流域面积2245平方公里；大冶湖水系1339平方公里，保安湖水系570平方公里。

境内岩溶地貌发育，溶洞众多，很多具有旅游开发价值。

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形破碎，局部地方形成不完整的山间盆地。

岗地坡度一般较为平缓，沿江一带标高较低。

地下水含量丰富，工程地质性质良好，这些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黄石地震设防烈度为6度。

地质条件较好，地耐力一般较高，除个别软土层低于10t/m?以上，一般在15－20t/m?之间。

黄石为地级市，下辖4市辖区、1县级市、1县、1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市辖区：黄石港区、西塞山区、下陆区、铁山区。

县级市：大冶市。

县：阳新县。

开发区：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为2429318人。

其中，男性为1259260人，占总人口的51.84%；女性为1170058人，占总人口的48.16%。

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7.62。

0－14岁的人口为422413人，占总人口的17.39%；15－64岁的人口为1817352人，占总人口的74.81%；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89553人，占总人口的7.8%。

大冶县始建于宋乾德五年(967年)以前。

李煜为南唐主时，以境内矿产丰富，冶炼业发达，升青山场院并划武昌三乡与之合并，新设一县，取自殷商以来一直“大兴炉冶”之意，便定名为大冶县。

唐虞之世，市地属扬越（一说扬粤）。

夏、商时，市地属荆州之域。

西周时称鄂，为鄂侯领地。

周夷王七年(公元前887年)，楚王熊渠(子爵)攻杨粤至鄂(今鄂州、大冶)，封其中子熊红为鄂王，市地为楚国鄂王辖地。

春秋战国属楚、秦。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分南郡竟陵以东及江南置江夏郡，从此鄂县南移属江夏，江夏郡统有鄂、下雉等14县，市地在鄂县境内。

三国时期，蜀汉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自公安迁都于鄂(今鄂州)，改鄂为武昌,并割鄂之南建阳新县，以武昌、下雉、阳新、柴桑、沙羡、浔阳六县为武昌郡，市地在武昌郡之武昌(今鄂州)、阳新两县之间的下雉县境内。

魏黄初四年(223年)，孙权将郡治迁至夏口(今汉口)。

又改武昌郡为江夏郡，市地在江夏郡之武昌、阳新县境内。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江夏郡为武昌郡，以武昌、柴桑、鄂县、阳新、沙羡、沙阳、高陵等七县属地。

市地在武昌、鄂县、阳新三县境内。

不久，武昌与鄂县合并，仍为武昌县，市地在武昌、阳新两县境内。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江州由豫州移至武昌。

至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始移浔阳。

安帝义熙八年(412年)，下雉县并入阳新县。

市地在武昌、阳新两县境内。

南朝宋孝建元年(589年)，改阳新为富川，不久又改富川为永兴，市地在武昌、永兴两县境内。

梁置西陵县于此，后废。

唐代市地在鄂州武昌、永兴两县境内。

唐末，南方九国兴起，市地在吴国境内。

唐哀帝二年(905午)，吴王杨行密将永兴县和武昌划出一块地盘置青山场院，进行大规模采矿、开炉冶炼。

市地在吴国鄂州境内。

五代十国时市地在鄂州武昌县、永兴县境内，梁唐时属吴、晋、汉、后周北宋初时局南唐。

宋乾德五年(967年)，南唐始建大冶县。

从此，自宋至民国市地隶属兴国路、兴国州、武昌府、湖北省大冶县。

民国16年(1927年)，大冶县是中国 *** 领导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1930年成立大冶县苏维埃 *** ，先后隶属于湖北省鄂东革命委员会、湘鄂赣省苏维埃 *** 鄂东办事处，湘鄂赣省鄂东南苏维埃 *** 。

民国21年(1932年)国民 *** 在省、县之间设立湖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市地属湖北省第二专署大冶县；1938年改属第一专署。

民国27年(1938年)大冶沦陷，日军在大冶建立伪政权，盗称“中华民国湖北省大冶县 *** ”，并在石灰窑和黄石港两镇建置“石黄示范区”， *** 大冶县 *** 则流亡至毛铺等地。

民国31年(1942年)，中国 *** 领导的新四军五师14旅，在大冶、阳新、鄂城等地先后建立大鄂政务委员会、鄂大政务委员会、阳大政务委员会，统属于鄂南政务委员会领导。

民国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 大冶县 *** 接管，复置石灰窑和黄石港两镇，隶属大冶县辖。

民国37年(1948年)将石灰窑和黄石港两镇合并为石 *** ，隶属于大冶县。

1949年5月1日，中国人民 *** 解放石 *** 。

不久，经中原临时人民 *** 批准，设置湖北大冶特区办事处直属中原临时人民 *** 。

同年l0月，成立湖北省大冶工矿特区人民 *** 。

1950年8月21日，成立省辖黄石市。

黄石市是近代早期开发的工业城市，有闻名中外的大冶铁矿资源，并有“青铜故里”、“钢铁摇篮”、“水泥故乡”和“服装新城”之称。

全市已形成冶金、建材、纺织等14个主导产业，共有5家公司在沪、深两市挂牌上市，拥有东贝机电（东贝太阳能、压缩机）、中国劲酒、华新水泥、美尔雅西装、美岛服装、湖北新冶钢等一批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

作为长江经济开发带的重要支点、武汉城市圈的副中心城市和鄂东区域经济龙头，黄石市正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据2010年市 *** 工作报告，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68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5.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43.7亿元，增长2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68亿元，增长36.4%；财政总收入71.5亿元，增长19.5%，地方一般预算收入34.1亿元，增长3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300亿元，增长20.6%。

大型企业：华新水泥、美尔雅西服、美岛服装、大冶特钢、中国劲酒、东贝集团、湖北新冶钢、三丰智能、三环锻压、大冶钢厂、大冶有色金属公司、中铝华中铜业、武钢大冶铁矿、金山店铁矿、灵乡铁矿、黄石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陈贵矿业、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