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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子的另一种解释

辫子

自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大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中国男子脑后拖着的那根长长的发辫，感觉令人费解。一位亲身参加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伶俐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许多年里，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1〕以至于在历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时间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欧洲国家的人还把梳辫子、穿古怪服装当成中国人的固有形象，到处张贴，作为去中国旅游的广告。

其实，说起剃发蓄辫，只是十七世纪中叶满洲人入主中原以后所形成的习俗，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剃发蓄辫的。《韩非子》说：“古者披发文身。”这说的是上古时代先民未开化之时的事。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祖先便有了美的概念，头饰也就发展起来，而且，慢慢演绎出一套套较为繁缛的礼节。自从孔夫子发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圣训以后，捍卫头顶上的青丝，则不仅仅只是一种审美的需求，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于是，绾发结缨戴冠，郑重其事，丝毫也马虎不得。不但要求中原人如此，而且对于偏处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是如此要求，如《汉书》曰：“终军上书，请受大冠长缨，以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乃使越王，越王请举国内属。”此风愈炽，削发也就演变成一种处罚的方式，只有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才执行削发示惩。三国时的曹操，因为马踏麦田触犯了自己所定的军纪，于是剑削青丝以谢军中。自秦汉至于明清，头发不可毁伤的祖训更是深入骨髓，不可更改。

清朝起于塞北，满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也许是由于骑马的缘故，很早就有了结辫的习惯。满族人的祖先金人，就是剃发蓄辫的民族，其发式是“半剃半留”，于额角引一直线，线前面的头发全部剃光，线后面的头发结辫垂于脑后。究竟这种习惯始于什么时候，保持了多久，现在难以确考，但至少可以肯定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三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宋史》记载宋将刘琦抗金事迹时说：“是夕，天欲雨，电光四射，见辫发者辄歼之。金兵退十五里。”

大约是祖先有此强迫削发之先例，几百年之后，当满洲的八旗兵势如破竹地越过山海关，开入关内，推翻业已腐朽的明朝，确立清朝的统治以后，清朝统治者便开始强力推行剃发蓄辫制度。1645年，清顺治皇帝发布命令，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2〕。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从此，头发之去留，不再是个人的喜好，也不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而是上升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清朝统治者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征服汉人，是把剃发作为一种表示归顺的标志，为此，不惜以要挟，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对汉人来说，当然无法接受，一缕青丝，不仅受之父母，而且成了忠于明朝的象征，这是千万不能剃掉的。为此，汉人奋起反抗，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

反抗异常激烈，满族统治者的镇压也异常残酷。血风腥雨之下，演出了多少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江阴十日，嘉定三屠，多少人头落地。最悲壮的莫过于“江阴十日”，是年农历六月二日，江阴人在阎应元、陈明遇的率领下誓捍卫头上之发，誓效忠明朝，坚守城池八十一天，杀清兵七万五千人，有六万七千壮士战于城墙上下。城破，清军纵兵屠杀十日，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有十七万多军民于清兵刀下，仅有五十三名老小幸免于难。有诗为证：

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万人同心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随着南明小朝廷一个一个地垮台，人们光复的希望也一个一个地破灭了。人们不再反抗了，终于接受了满清统治的现实。而辫子，也就一根根地留了起来。随着日子的流逝，久而久之，人们麻木了，习惯了，不再觉得不顺眼，不再觉得它是化外蛮夷之俗了。甚而，辫子乃至成了中国人当然之习俗。人们不但安于蓄辫，习惯于蓄辫，而且讲究如何蓄辫，尤其是官宦人家及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饰辫梢以各种装饰物，目为时尚而招摇过市，串门过户。文人墨客也以此为吟咏的对象，有一首描写剃发蓄辫的对联就云：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

停停歇歇，光光挖挖敲敲。

二百多年后，即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有机会可以走出闭锁的大陆飘洋过海时，他们对于这条垂在脑后晃来晃去的辫子是挺看重的。一代哲人、曾在虎门焚毁鸦片的在澳门看到洋服时曾鄙夷地说话：“真夷俗也!”这种评价与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的辫子时所发出的感叹恐怕也差不多。但是，洋人的惊异，洋人的讥笑，并不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诩诩自得。因为，这是文明的标志，“天朝上国”之人的象征。

但是，也有人没有忘记。1851年1月，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会”兄弟们在广西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以反清相号召，又翻出了二百多年前的那笔老帐，在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中宣称：“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因此，必须恢复“中原古制”，即恢复汉族的衣冠服饰。太平军的官兵蓄发不剃，恢复了中原汉人束发于顶的旧制。在太平军，谁的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谁参加起义早，留起的头发就长，谁参加起义晚，头发就短，头发的长短，便是参加起义军先后的最好标志。蓄发不剃，这是太平军不同于当时人的最突出的形象特点。正因如此，蓄发在当时民间往往被俗称为“长毛”，而清廷官方则诬称之为“发匪”、“发贼”、“发逆”等等。

自金田起义，太平军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纵横广西、湖南、mop.com、江西、安徽、江苏数省，其势如狂飙突进，同时也把蓄发之制推行至所到之处。在太平军看来，蓄发易服，不只是服饰问题，也是是否拥护太平太国的一种带政治态度的表示，因此，他们推行起来亦同样严厉，要保住脑袋，就得留起头发，否则就有可能杀头。太平军的狂飙突起，恰如一道划破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大地的闪电，但是，其来也忽，其去也快，十多年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蓄发易服之举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一切也就暂时恢复了原貌。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很难发现辫子的坏处。但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在强力下被打开，由于中西方交通的滥觞，有了中西风俗的比较，最早开始与外国人接触或最早触及近代工业文明的某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蓄辫是一种陋俗。但是，谁也不敢首先剪掉辫子。大约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定居于海外的华人中最先出现了剪除辫子、改易西服者，但均属于个例，没有形成风气。1898年1月，也即农历除夕，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此一举动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争议。赞成者“有谓辫发为不雅观者；有谓辫发久而不洗即觉臭秽难闻者；有谓辫发贻害甚大，如机器房中执役者一时不慎，致为机器所掣，不免性命之虞者；有谓辫发或被车轮牵扯，致受辗转者；有甚谓此物似禽兽之尾者；有谓如铁链之状者。”因此，他们主张割掉辫子，“留全发而短之”。但是，反对者的力量也很强大，特别是一些老人，忧心忡忡，认为一旦剪掉辫子，便会被清mop.com视为异类，那么，落叶归根，回国之想就会成为泡影；而且一旦与当地社会发生纠葛，便很难再受到清mop.com驻外机构的保护。于是，传统的力量再次占上风，剪辫的倡议也就搁置下来。一直到两年以后，新加坡华人终于将剪辫的倡议付诸行动。据《中外日报》1900年6月19日报道：“新加坡一处，已有华人八十人割去发辫，改换西装，其余割辫者尚多，约亦即目前矣。”时代风尚之所趋，工业文明影响之所及，终于使剪辫突破传统的“夷夏之辨”旧圈子，提到了当时世人的面前。

当时的国内舆论，如上海的《益闻录》、《申报》，天津的《国闻报》，湖南的《湘报》等均报道了1898年新加坡华人倡议剪辫一事。但是，除《国闻报》以“割辫创闻”为标题，揭示其事系首创，以“深堪诧异”评论以示惊奇外，其余各报几无评论。

然而，国内虽无剪辫之举但并不等于没有呼声。1898年夏，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就大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断发、易服、改元的主张。其主张剪辫的理由与新加坡华人大致相同，但他把剪辫提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向皇帝奏请断发剪辫的人。

1903年，《mop.com学生界》发表“剪辫易服说”一文，申述剪辫有利于“强兵强种”之由。1904年，《大公报》又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出洋留学生应该“改装去辫”，以“便与西人来往”。尽管提出者小心翼翼，把剪辫的范围限制在去洋留学生之内，但此种议论在当时仍然有“易服改元，革命排满”之嫌，没有更多的人敢于去冒这个风险。

但是，以“排满革命”而自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敢于冒这个风险。辫子和满装虽然已经沿袭了近三百多年，但这三百多年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尤其是那一条被讥为“豚尾”的辫子，依然被许多人视为汉人的耻辱，因此，除掉这条辫子便是与清廷决裂的标志，在鼓动反清、宣传革命之际，这是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的最有力的召唤。早在1895年，、陈少白等人就在清廷鞭长莫及的日本剃发易服，以明革命之志。在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中，留日的青年学生纷纷剪掉辫子，以示与清廷决裂。风气越演越烈，以致去日本留学者均以剪掉辫子为荣。山西同盟会会员景定成(梅九)论述1905年的一次剪辫事件颇有代表性，其云：

山西第二次派来的学生里头，很有几位老先生，保守辫子，好像一条生命似的，宁也不肯剪掉。我一天借着同乡开恳亲会，发了一段论议，便说道：“这头发本是一种烦恼的东西，弄成一条辫子，搁在脑背后，已经不成个体统；如今人把他挽在头上，作了个盖顶势，好好一个头颅，让他盘踞上面(影射清廷)，压制得全身不爽快(影射民众不自由)，如今请大家下一番决心，痛痛快快地，一刀两断，剪除了他(影射革命)，不但一头圆光，而且通身快活，大家有什么顾忌，不肯决然舍去呢!”这一席话，革命同人，自然领会得来，拍掌喝彩地欢迎。惟有那老先生大不快意，背后对人说：“某人什么都好，就是爱劝人剪辫子有些讨厌!”〔3〕

留学生归国后，又把剪辫的新风气带回了国内。1903年时，江南一带，青年学生剪辫者已不乏其人，1903年10月16日的《大公报》所载文章中便这样形容：“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以为不如此则形式上有缺点也。”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初年清mop.com实施新政，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后，蓄辫与一些新规矩的矛盾越来越大。1905年6月，新编陆军实行改服制，不少官兵穿上新式军服后为便于戴军帽遂将发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mop.com制度的天津，mop.com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1907年5月6日，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明学部，分别惩处”；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僧、兵丁，均即斥革”〔4〕。这是清中央mop.com关于严禁剪辫的第一道命令。此令既出，剪辫之风稍杀。但是，一个新风气一经传开，依靠一道行政命令岂能止住?况且，当时每一个明智的人都已经认识到，“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清廷内部，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不再坚持蓄辫，这是时势之所使然。

1910年10月3日，作为清朝新政产物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开会不久，一名叫罗杰的议员便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实为革命X人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改除骄奢之习惯”〔5〕。最后，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资政院关于剪辫易服的议决案一经通过，消息传来，不管清廷是否批准此案，民间的剪辫便“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但是，这时候的剪辫还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没有形成强制性的社会压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与清初强迫汉人剃发相比较，辛亥革命也把头发看成是政治分野的象征，独立各省很自然地把标志汉人臣服于满清朝廷的辫子作为革命目标，剪除辫子已经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许金城《民国野史》记述道：“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当时有一名《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一时间，剪辫的浪潮便如风起云涌，浩浩荡荡，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但剪辫潮流是在民国建立以后逐渐扩展的，后数月，抵制剪辫的情况仍不断发生。当时有人指出：“沪上光复已两月有余而各界同胞尚有心怀犹移踌躇不剪者。是满贼之丑俗犹存，民国之声威有损。”〔6〕上海为当时最开化之城市尚且如此，至于一些偏僻城镇和农村，抵制剪辫者大有人在，不愿剪辫者不仅仅是满族贵族，也不只是那些醉心帝制的人，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出于一种长期以来的惰性习惯，也不愿意剪掉那条又油又腻的辫子。据《申报》1912年2月19日报道，湖南湘潭县城“剪辫者已十居其九，闻有一二未剪者不过顽固之乡愚”，有“一挑水夫尚垂发辫，该兵士迫令剪去”，结果发生争吵推拉，挑水夫受伤致。有鉴这种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根除辫子陋俗，南京临时mop.com大总统在南北统一之后，通令全国剪辫，令云：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缁流，以终余年。……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该地方官毋稍容隐，致干国纪。又查各地人民有已去辫尚剃其四周者，殊属不合，仰该部一并谕禁，以除虏俗，而壮观瞻。〔7〕

临时mop.com的通令，措辞是很严厉的，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剪除辫子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留辫者依然有之，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三十岁时投入清军。武昌首义时，他正在江南提督任上，驻守南京，被江浙革命联军击败后，退守徐州。此人顽固不化，清帝退位后仍表示忠于清室，所部禁止剪辫，被称为“辫帅”。1917年6月14日，张勋带领数千“辫子军”开进北京；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这一下，京城很多剪辫子者都慌了，有歌谣云：“不剪辫子没法混，剪了辫子怕张勋。”一时间，假辫子风行北京城。

谁知，真假辫子仅仅风行十二天。7月12日，北洋mop.com总理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便攻入北京，张勋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狼狈逃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宣统皇帝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闹剧很快收场。又有歌谣云：

宣统回了朝，秃头要开瓢。

宣统跑了，秃头好了。

关于辫子的历史，中国人被折腾了近三百余年，至此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大辫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从清朝吗 古代人们都接纳吗

不对，秦朝就已经有男人编辫子的习惯。

陕西兵马俑的发型全部都是编辫子，只不过秦朝灭亡以后。代之而起的汉朝是崇尚楚文化，所以编辫子的习惯渐渐就消失了

回答者：Asclepios_83 - 举人 五级 7-31 15:15

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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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大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中国男子脑后拖着的那根长长的发辫，感觉令人费解。一位亲身参加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伶俐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许多年里，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1〕以至于在历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时间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欧洲国家的人还把梳辫子、穿古怪服装当成中国人的固有形象，到处张贴，作为去中国旅游的广告。

其实，说起剃发蓄辫，只是十七世纪中叶满洲人入主中原以后所形成的习俗，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剃发蓄辫的。《韩非子》说：“古者披发文身。”这说的是上古时代先民未开化之时的事。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祖先便有了美的概念，头饰也就发展起来，而且，慢慢演绎出一套套较为繁缛的礼节。自从孔夫子发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圣训以后，捍卫头顶上的青丝，则不仅仅只是一种审美的需求，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于是，绾发结缨戴冠，郑重其事，丝毫也马虎不得。不但要求中原人如此，而且对于偏处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是如此要求，如《汉书》曰：“终军上书，请受大冠长缨，以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乃使越王，越王请举国内属。”此风愈炽，削发也就演变成一种处罚的方式，只有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才执行削发示惩。三国时的曹操，因为马踏麦田触犯了自己所定的军纪，于是剑削青丝以谢军中。自秦汉至于明清，头发不可毁伤的祖训更是深入骨髓，不可更改。

清朝起于塞北，满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也许是由于骑马的缘故，很早就有了结辫的习惯。满族人的祖先金人，就是剃发蓄辫的民族，其发式是“半剃半留”，于额角引一直线，线前面的头发全部剃光，线后面的头发结辫垂于脑后。究竟这种习惯始于什么时候，保持了多久，现在难以确考，但至少可以肯定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三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宋史》记载宋将刘琦抗金事迹时说：“是夕，天欲雨，电光四射，见辫发者辄歼之。金兵退十五里。”

大约是祖先有此强迫削发之先例，几百年之后，当满洲的八旗兵势如破竹地越过山海关，开入关内，推翻业已腐朽的明朝，确立清朝的统治以后，清朝统治者便开始强力推行剃发蓄辫制度。1645年，清顺治皇帝发布命令，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2〕。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从此，头发之去留，不再是个人的喜好，也不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而是上升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清朝统治者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征服汉人，是把剃发作为一种表示归顺的标志，为此，不惜以要挟，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对汉人来说，当然无法接受，一缕青丝，不仅受之父母，而且成了忠于明朝的象征，这是千万不能剃掉的。为此，汉人奋起反抗，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

反抗异常激烈，满族统治者的镇压也异常残酷。血风腥雨之下，演出了多少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江阴十日，嘉定三屠，多少人头落地。最悲壮的莫过于“江阴十日”，是年农历六月二日，江阴人在阎应元、陈明遇的率领下誓捍卫头上之发，誓效忠明朝，坚守城池八十一天，杀清兵七万五千人，有六万七千壮士战于城墙上下。城破，清军纵兵屠杀十日，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有十七万多军民于清兵刀下，仅有五十三名老小幸免于难。有诗为证：

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万人同心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随着南明小朝廷一个一个地垮台，人们光复的希望也一个一个地破灭了。人们不再反抗了，终于接受了满清统治的现实。而辫子，也就一根根地留了起来。随着日子的流逝，久而久之，人们麻木了，习惯了，不再觉得不顺眼，不再觉得它是化外蛮夷之俗了。甚而，辫子乃至成了中国人当然之习俗。人们不但安于蓄辫，习惯于蓄辫，而且讲究如何蓄辫，尤其是官宦人家及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饰辫梢以各种装饰物，目为时尚而招摇过市，串门过户。文人墨客也以此为吟咏的对象，有一首描写剃发蓄辫的对联就云：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

停停歇歇，光光挖挖敲敲。

二百多年后，即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有机会可以走出闭锁的大陆飘洋过海时，他们对于这条垂在脑后晃来晃去的辫子是挺看重的。一代哲人、曾在虎门焚毁鸦片的在澳门看到洋服时曾鄙夷地说话：“真夷俗也!”这种评价与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的辫子时所发出的感叹恐怕也差不多。但是，洋人的惊异，洋人的讥笑，并不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诩诩自得。因为，这是文明的标志，“天朝上国”之人的象征。

但是，也有人没有忘记。1851年1月，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会”兄弟们在广西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以反清相号召，又翻出了二百多年前的那笔老帐，在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中宣称：“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因此，必须恢复“中原古制”，即恢复汉族的衣冠服饰。太平军的官兵蓄发不剃，恢复了中原汉人束发于顶的旧制。在太平军，谁的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谁参加起义早，留起的头发就长，谁参加起义晚，头发就短，头发的长短，便是参加起义军先后的最好标志。蓄发不剃，这是太平军不同于当时人的最突出的形象特点。正因如此，蓄发在当时民间往往被俗称为“长毛”，而清廷官方则诬称之为“发匪”、“发贼”、“发逆”等等。

自金田起义，太平军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纵横广西、湖南、mop.com、江西、安徽、江苏数省，其势如狂飙突进，同时也把蓄发之制推行至所到之处。在太平军看来，蓄发易服，不只是服饰问题，也是是否拥护太平太国的一种带政治态度的表示，因此，他们推行起来亦同样严厉，要保住脑袋，就得留起头发，否则就有可能杀头。太平军的狂飙突起，恰如一道划破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大地的闪电，但是，其来也忽，其去也快，十多年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蓄发易服之举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一切也就暂时恢复了原貌。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很难发现辫子的坏处。但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在强力下被打开，由于中西方交通的滥觞，有了中西风俗的比较，最早开始与外国人接触或最早触及近代工业文明的某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蓄辫是一种陋俗。但是，谁也不敢首先剪掉辫子。大约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定居于海外的华人中最先出现了剪除辫子、改易西服者，但均属于个例，没有形成风气。1898年1月，也即农历除夕，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此一举动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争议。赞成者“有谓辫发为不雅观者；有谓辫发久而不洗即觉臭秽难闻者；有谓辫发贻害甚大，如机器房中执役者一时不慎，致为机器所掣，不免性命之虞者；有谓辫发或被车轮牵扯，致受辗转者；有甚谓此物似禽兽之尾者；有谓如铁链之状者。”因此，他们主张割掉辫子，“留全发而短之”。但是，反对者的力量也很强大，特别是一些老人，忧心忡忡，认为一旦剪掉辫子，便会被清mop.com视为异类，那么，落叶归根，回国之想就会成为泡影；而且一旦与当地社会发生纠葛，便很难再受到清mop.com驻外机构的保护。于是，传统的力量再次占上风，剪辫的倡议也就搁置下来。一直到两年以后，新加坡华人终于将剪辫的倡议付诸行动。据《中外日报》1900年6月19日报道：“新加坡一处，已有华人八十人割去发辫，改换西装，其余割辫者尚多，约亦即目前矣。”时代风尚之所趋，工业文明影响之所及，终于使剪辫突破传统的“夷夏之辨”旧圈子，提到了当时世人的面前。

当时的国内舆论，如上海的《益闻录》、《申报》，天津的《国闻报》，湖南的《湘报》等均报道了1898年新加坡华人倡议剪辫一事。但是，除《国闻报》以“割辫创闻”为标题，揭示其事系首创，以“深堪诧异”评论以示惊奇外，其余各报几无评论。

然而，国内虽无剪辫之举但并不等于没有呼声。1898年夏，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就大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断发、易服、改元的主张。其主张剪辫的理由与新加坡华人大致相同，但他把剪辫提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向皇帝奏请断发剪辫的人。

1903年，《mop.com学生界》发表“剪辫易服说”一文，申述剪辫有利于“强兵强种”之由。1904年，《大公报》又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出洋留学生应该“改装去辫”，以“便与西人来往”。尽管提出者小心翼翼，把剪辫的范围限制在去洋留学生之内，但此种议论在当时仍然有“易服改元，革命排满”之嫌，没有更多的人敢于去冒这个风险。

但是，以“排满革命”而自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敢于冒这个风险。辫子和满装虽然已经沿袭了近三百多年，但这三百多年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尤其是那一条被讥为“豚尾”的辫子，依然被许多人视为汉人的耻辱，因此，除掉这条辫子便是与清廷决裂的标志，在鼓动反清、宣传革命之际，这是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的最有力的召唤。早在1895年，、陈少白等人就在清廷鞭长莫及的日本剃发易服，以明革命之志。在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中，留日的青年学生纷纷剪掉辫子，以示与清廷决裂。风气越演越烈，以致去日本留学者均以剪掉辫子为荣。山西同盟会会员景定成(梅九)论述1905年的一次剪辫事件颇有代表性，其云：

山西第二次派来的学生里头，很有几位老先生，保守辫子，好像一条生命似的，宁也不肯剪掉。我一天借着同乡开恳亲会，发了一段论议，便说道：“这头发本是一种烦恼的东西，弄成一条辫子，搁在脑背后，已经不成个体统；如今人把他挽在头上，作了个盖顶势，好好一个头颅，让他盘踞上面(影射清廷)，压制得全身不爽快(影射民众不自由)，如今请大家下一番决心，痛痛快快地，一刀两断，剪除了他(影射革命)，不但一头圆光，而且通身快活，大家有什么顾忌，不肯决然舍去呢!”这一席话，革命同人，自然领会得来，拍掌喝彩地欢迎。惟有那老先生大不快意，背后对人说：“某人什么都好，就是爱劝人剪辫子有些讨厌!”〔3〕

留学生归国后，又把剪辫的新风气带回了国内。1903年时，江南一带，青年学生剪辫者已不乏其人，1903年10月16日的《大公报》所载文章中便这样形容：“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以为不如此则形式上有缺点也。”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初年清mop.com实施新政，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后，蓄辫与一些新规矩的矛盾越来越大。1905年6月，新编陆军实行改服制，不少官兵穿上新式军服后为便于戴军帽遂将发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mop.com制度的天津，mop.com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1907年5月6日，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明学部，分别惩处”；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僧、兵丁，均即斥革”〔4〕。这是清中央mop.com关于严禁剪辫的第一道命令。此令既出，剪辫之风稍杀。但是，一个新风气一经传开，依靠一道行政命令岂能止住?况且，当时每一个明智的人都已经认识到，“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清廷内部，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不再坚持蓄辫，这是时势之所使然。

1910年10月3日，作为清朝新政产物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开会不久，一名叫罗杰的议员便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实为革命X人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改除骄奢之习惯”〔5〕。最后，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资政院关于剪辫易服的议决案一经通过，消息传来，不管清廷是否批准此案，民间的剪辫便“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但是，这时候的剪辫还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没有形成强制性的社会压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与清初强迫汉人剃发相比较，辛亥革命也把头发看成是政治分野的象征，独立各省很自然地把标志汉人臣服于满清朝廷的辫子作为革命目标，剪除辫子已经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许金城《民国野史》记述道：“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当时有一名《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一时间，剪辫的浪潮便如风起云涌，浩浩荡荡，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但剪辫潮流是在民国建立以后逐渐扩展的，后数月，抵制剪辫的情况仍不断发生。当时有人指出：“沪上光复已两月有余而各界同胞尚有心怀犹移踌躇不剪者。是满贼之丑俗犹存，民国之声威有损。”〔6〕上海为当时最开化之城市尚且如此，至于一些偏僻城镇和农村，抵制剪辫者大有人在，不愿剪辫者不仅仅是满族贵族，也不只是那些醉心帝制的人，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出于一种长期以来的惰性习惯，也不愿意剪掉那条又油又腻的辫子。据《申报》1912年2月19日报道，湖南湘潭县城“剪辫者已十居其九，闻有一二未剪者不过顽固之乡愚”，有“一挑水夫尚垂发辫，该兵士迫令剪去”，结果发生争吵推拉，挑水夫受伤致。有鉴这种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根除辫子陋俗，南京临时mop.com大总统在南北统一之后，通令全国剪辫，令云：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缁流，以终余年。……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该地方官毋稍容隐，致干国纪。又查各地人民有已去辫尚剃其四周者，殊属不合，仰该部一并谕禁，以除虏俗，而壮观瞻。〔7〕

临时mop.com的通令，措辞是很严厉的，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剪除辫子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留辫者依然有之，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三十岁时投入清军。武昌首义时，他正在江南提督任上，驻守南京，被江浙革命联军击败后，退守徐州。此人顽固不化，清帝退位后仍表示忠于清室，所部禁止剪辫，被称为“辫帅”。1917年6月14日，张勋带领数千“辫子军”开进北京；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这一下，京城很多剪辫子者都慌了，有歌谣云：“不剪辫子没法混，剪了辫子怕张勋。”一时间，假辫子风行北京城。

谁知，真假辫子仅仅风行十二天。7月12日，北洋mop.com总理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便攻入北京，张勋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狼狈逃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宣统皇帝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闹剧很快收场。又有歌谣云：

宣统回了朝，秃头要开瓢

宣统跑了，秃头好了

关于辫子的历史，中国人被折腾了近三百余年，至此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古代男子肩头垂两个小辫子用什么系的

从考古材料证实。周代已有梳发辫的习尚，并有双辫和单辫之分。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妇女以梳双辫为多，明末和清代妇女，以梳单辫为多。梳理这种发式，一般多为中、下层未婚女子。古代儿童亦有梳辫发的风尚，有单辫、双辫，也有三辫和多辫的。自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大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中国男子脑后拖着的那根长长的发辫，感觉令人费解。一位亲身参加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伶俐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许多年里，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1〕以至于在历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时间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欧洲国家的人还把梳辫子、穿古怪服装当成中国人的固有形象，到处张贴，作为去中国旅游的广告。

剃发易服 其实，说起剃发蓄辫，只是十七世纪中叶满洲人入主中原以后所形成的习俗，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剃发蓄辫的。《韩非子》说：“古者披发文身。”这说的是上古时代先民未开化之时的事。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祖先便有了美的概念，头饰也就发展起来，而且，慢慢演绎出一套套较为繁缛的礼节。自从孔夫子发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圣训以后，捍卫头顶上的青丝，则不仅仅只是一种审美的需求，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于是，绾发结缨戴冠，郑重其事，丝毫也马虎不得。不但要求中原人如此，而且对于偏处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是如此要求，如《汉书》曰：“终军上书，请受大冠长缨，以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乃使越王，越王请举国内属。”此风愈炽，削发也就演变成一种处罚的方式，只有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才执行削发示惩。三国时的曹操，因为马踏麦田触犯了自己所定的军纪，于是剑削青丝以谢军中。自秦汉至于明清，头发不可毁伤的祖训更是深入骨髓，不可更改。

清朝起于塞北，满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也许是由于骑马的缘故，很早就有了结辫的习惯。满族人的祖先金人，就是剃发蓄辫的民族，其发式是“半剃半留”，于额角引一直线，线前面的头发全部剃光，线后面的头发结辫垂于脑后。究竟这种习惯始于什么时候，保持了多久，现在难以确考，但至少可以肯定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三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宋史》记载宋将刘琦抗金事迹时说：“是夕，天欲雨，电光四射，见辫发者辄歼之。金兵退十五里。”

大约是祖先有此强迫削发之先例，几百年之后，当满洲的八旗兵势如破竹地越过山海关，开入关内，推翻业已腐朽的明朝，确立清朝的统治以后，清朝统治者便开始强力推行剃发蓄辫制度。1645年，清顺治皇帝发布命令，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2〕。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从此，头发之去留，不再是个人的喜好，也不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而是上升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清朝统治者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征服汉人，是把剃发作为一种表示归顺的标志，为此，不惜以要挟，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对汉人来说，当然无法接受，一缕青丝，不仅受之父母，而且成了忠于明朝的象征，这是千万不能剃掉的。为此，汉人奋起反抗，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

满清的辫子 反抗异常激烈，满族统治者的镇压也异常残酷。血风腥雨之下，演出了多少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江阴十日，嘉定三屠，多少人头落地。最悲壮的莫过于“江阴十日”，是年农历六月二日，江阴人在阎应元、陈明遇的率领下誓捍卫头上之发，誓效忠明朝，坚守城池八十一天，杀清兵七万五千人，有六万七千壮士战于城墙上下。城破，清军纵兵屠杀十日，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有十七万多军民于清兵刀下，仅有五十三名老小幸免于难。有诗为证：

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万人同心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随着南明小朝廷一个一个地垮台，人们光复的希望也一个一个地破灭了。人们不再反抗了，终于接受了满清统治的现实。而辫子，也就一根根地留了起来。随着日子的流逝，久而久之，人们麻木了，习惯了，不再觉得不顺眼，不再觉得它是化外蛮夷之俗了。甚而，辫子乃至成了中国人当然之习俗。人们不但安于蓄辫，习惯于蓄辫，而且讲究如何蓄辫，尤其是官宦人家及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饰辫梢以各种装饰物，目为时尚而招摇过市，串门过户。文人墨客也以此为吟咏的对象，有一首描写剃发蓄辫的对联就云：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

停停歇歇，光光挖挖敲敲。

二百多年后，即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有机会可以走出闭锁的大陆飘洋过海时，他们对于这条垂在脑后晃来晃去的辫子是挺看重的。一代哲人、曾在虎门焚毁鸦片的在澳门看到洋服时曾鄙夷地说话：“真夷俗也!”这种评价与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的辫子时所发出的感叹恐怕也差不多。但是，洋人的惊异，洋人的讥笑，并不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诩诩自得。因为，这是文明的标志，“天朝上国”之人的象征。

满清的辫子 但是，也有人没有忘记。1851年1月，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会”兄弟们在广西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以反清相号召，又翻出了二百多年前的那笔老帐，在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中宣称：“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因此，必须恢复“中原古制”，即恢复汉族的衣冠服饰。太平军的官兵蓄发不剃，恢复了中原汉人束发于顶的旧制。在太平军，谁的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谁参加起义早，留起的头发就长，谁参加起义晚，头发就短，头发的长短，便是参加起义军先后的最好标志。蓄发不剃，这是太平军不同于当时人的最突出的形象特点。正因如此，蓄发在当时民间往往被俗称为“长毛”，而清廷官方则诬称之为“发匪”、“发贼”、“发逆”等等。

自金田起义，太平军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纵横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数省，其势如狂飙突进，同时也把蓄发之制推行至所到之处。在太平军看来，蓄发易服，不只是服饰问题，也是是否拥护太平太国的一种带政治态度的表示，因此，他们推行起来亦同样严厉，要保住脑袋，就得留起头发，否则就有可能杀头。太平军的狂飙突起，恰如一道划破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大地的闪电，但是，其来也忽，其去也快，十多年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蓄发易服之举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一切也就暂时恢复了原貌。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很难发现辫子的坏处。但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在强力下被打开，由于中西方交通的滥觞，有了中西风俗的比较，最早开始与外国人接触或最早触及近代工业文明的某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蓄辫是一种陋俗。但是，谁也不敢首先剪掉辫子。大约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定居于海外的华人中最先出现了剪除辫子、改易西服者，但均属于个例，没有形成风气。1898年1月，也即农历除夕，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此一举动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争议。赞成者“有谓辫发为不雅观者；有谓辫发久而不洗即觉臭秽难闻者；有谓辫发贻害甚大，如机器房中执役者一时不慎，致为机器所掣，不免性命之虞者；有谓辫发或被车轮牵扯，致受辗转者；有甚谓此物似禽兽之尾者；有谓如铁链之状者。”因此，他们主张割掉辫子，“留全发而短之”。但是，反对者的力量也很强大，特别是一些老人，忧心忡忡，认为一旦剪掉辫子，便会被清视为异类，那么，落叶归根，回国之想就会成为泡影；而且一旦与当地社会发生纠葛，便很难再受到清驻外机构的保护。于是，传统的力量再次占上风，剪辫的倡议也就搁置下来。一直到两年以后，新加坡华人终于将剪辫的倡议付诸行动。据《中外日报》1900年6月19日报道：“新加坡一处，已有华人八十人割去发辫，改换西装，其余割辫者尚多，约亦即目前矣。”时代风尚之所趋，工业文明影响之所及，终于使剪辫突破传统的“夷夏之辨”旧圈子，提到了当时世人的面前。

当时的国内舆论，如上海的《益闻录》、《申报》，天津的《国闻报》，湖南的《湘报》等均报道了1898年新加坡华人倡议剪辫一事。但是，除《国闻报》以“割辫创闻”为标题，揭示其事系首创，以“深堪诧异”评论以示惊奇外，其余各报几无评论。

满清的辫子然而，国内虽无剪辫之举但并不等于没有呼声。1898年夏，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就大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断发、易服、改元的主张。其主张剪辫的理由与新加坡华人大致相同，但他把剪辫提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向皇帝奏请断发剪辫的人。

1903年，《学生界》发表“剪辫易服说”一文，申述剪辫有利于“强兵强种”之由。1904年，《大公报》又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出洋留学生应该“改装去辫”，以“便与西人来往”。尽管提出者小心翼翼，把剪辫的范围限制在去洋留学生之内，但此种议论在当时仍然有“易服改元，革命排满”之嫌，没有更多的人敢于去冒这个风险。

但是，以“排满革命”而自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敢于冒这个风险。辫子和满装虽然已经沿袭了近三百多年，但这三百多年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尤其是那一条被讥为“豚尾”的辫子，依然被许多人视为汉人的耻辱，因此，除掉这条辫子便是与清廷决裂的标志，在鼓动反清、宣传革命之际，这是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的最有力的召唤。早在1895年，、陈少白等人就在清廷鞭长莫及的日本剃发易服，以明革命之志。在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中，留日的青年学生纷纷剪掉辫子，以示与清廷决裂。风气越演越烈，以致去日本留学者均以剪掉辫子为荣。山西同盟会会员景定成(梅九)论述1905年的一次剪辫事件颇有代表性，其云：

山西第二次派来的学生里头，很有几位老先生，保守辫子，好像一条生命似的，宁也不肯剪掉。我一天借着同乡开恳亲会，发了一段论议，便说道：“这头发本是一种烦恼的东西，弄成一条辫子，搁在脑背后，已经不成个体统；如今人把他挽在头上，作了个盖顶势，好好一个头颅，让他盘踞上面(影射清廷)，压制得全身不爽快(影射民众不自由)，如今请大家下一番决心，痛痛快快地，一刀两断，剪除了他(影射革命)，不但一头圆光，而且通身快活，大家有什么顾忌，不肯决然舍去呢!”这一席话，革命同人，自然领会得来，拍掌喝彩地欢迎。惟有那老先生大不快意，背后对人说：“某人什么都好，就是爱劝人剪辫子有些讨厌!”〔3〕

留学生归国后，又把剪辫的新风气带回了国内。1903年时，江南一带，青年学生剪辫者已不乏其人，1903年10月16日的《大公报》所载文章中便这样形容：“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以为不如此则形式上有缺点也。”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初年清实施新政，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后，蓄辫与一些新规矩的矛盾越来越大。1905年6月，新编陆军实行改服制，不少官兵穿上新式军服后为便于戴军帽遂将发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制度的天津，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1907年5月6日，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明学部，分别惩处”；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僧、兵丁，均即斥革”〔4〕。这是清中央关于严禁剪辫的第一道命令。此令既出，剪辫之风稍杀。但是，一个新风气一经传开，依靠一道行政命令岂能止住?况且，当时每一个明智的人都已经认识到，“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清廷内部，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不再坚持蓄辫，这是时势之所使然。

1910年10月3日，作为清朝新政产物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开会不久，一名叫罗杰的议员便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实为革命X人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改除骄奢之习惯”〔5〕。最后，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资政院关于剪辫易服的议决案一经通过，消息传来，不管清廷是否批准此案，民间的剪辫便“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但是，这时候的剪辫还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没有形成强制性的社会压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与清初强迫汉人剃发相比较，辛亥革命也把头发看成是政治分野的象征，独立各省很自然地把标志汉人臣服于满清朝廷的辫子作为革命目标，剪除辫子已经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许金城《民国野史》记述道：“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当时有一名《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一时间，剪辫的浪潮便如风起云涌，浩浩荡荡，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但剪辫潮流是在民国建立以后逐渐扩展的，后数月，抵制剪辫的情况仍不断发生。当时有人指出：“沪上光复已两月有余而各界同胞尚有心怀犹移踌躇不剪者。是满贼之丑俗犹存，民国之声威有损。”〔6〕上海为当时最开化之城市尚且如此，至于一些偏僻城镇和农村，抵制剪辫者大有人在，不愿剪辫者不仅仅是满族贵族，也不只是那些醉心帝制的人，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出于一种长期以来的惰性习惯，也不愿意剪掉那条又油又腻的辫子。据《申报》1912年2月19日报道，湖南湘潭县城“剪辫者已十居其九，闻有一二未剪者不过顽固之乡愚”，有“一挑水夫尚垂发辫，该兵士迫令剪去”，结果发生争吵推拉，挑水夫受伤致。有鉴这种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根除辫子陋俗，南京临时大总统在南北统一之后，通令全国剪辫，令云：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缁流，以终余年。……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该地方官毋稍容隐，致干国纪。又查各地人民有已去辫尚剃其四周者，殊属不合，仰该部一并谕禁，以除虏俗，而壮观瞻。〔7〕

临时的通令，措辞是很严厉的，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剪除辫子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留辫者依然有之，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三十岁时投入清军。武昌首义时，他正在江南提督任上，驻守南京，被江浙革命联军击败后，退守徐州。此人顽固不化，清帝退位后仍表示忠于清室，所部禁止剪辫，被称为“辫帅”。1917年6月14日，张勋带领数千“辫子军”开进北京；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这一下，京城很多剪辫子者都慌了，有歌谣云：“不剪辫子没法混，剪了辫子怕张勋。”一时间，假辫子风行北京城。

谁知，真假辫子仅仅风行十二天。7月12日，北洋总理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便攻入北京，张勋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狼狈逃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宣统皇帝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闹剧很快收场。又有歌谣云：

宣统回了朝，秃头要开瓢。

宣统跑了，秃头好了。

关于辫子的历史，中国人被折腾了近三百余年，至此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为什么现代中国男子不束发?

剃发·蓄发·剪辫子

——关于辫子的历史

王晓天

自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大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中国男子脑后拖着的那根长长的发辫，感觉令人费解。一位亲身参加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伶俐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许多年里，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1〕以至于在历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时间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欧洲国家的人还把梳辫子、穿古怪服装当成中国人的固有形象，到处张贴，作为去中国旅游的广告。

其实，说起剃发蓄辫，只是十七世纪中叶满洲人入主中原以后所形成的习俗，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剃发蓄辫的。《韩非子》说：“古者披发文身。”这说的是上古时代先民未开化之时的事。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祖先便有了美的概念，头饰也就发展起来，而且，慢慢演绎出一套套较为繁缛的礼节。自从孔夫子发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圣训以后，捍卫头顶上的青丝，则不仅仅只是一种审美的需求，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于是，绾发结缨戴冠，郑重其事，丝毫也马虎不得。不但要求中原人如此，而且对于偏处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是如此要求，如《汉书》曰：“终军上书，请受大冠长缨，以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乃使越王，越王请举国内属。”此风愈炽，削发也就演变成一种处罚的方式，只有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才执行削发示惩。三国时的曹操，因为马踏麦田触犯了自己所定的军纪，于是剑削青丝以谢军中。自秦汉至于明清，头发不可毁伤的祖训更是深入骨髓，不可更改。

清朝起于塞北，满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也许是由于骑马的缘故，很早就有了结辫的习惯。满族人的祖先金人，就是剃发蓄辫的民族，其发式是“半剃半留”，于额角引一直线，线前面的头发全部剃光，线后面的头发结辫垂于脑后。究竟这种习惯始于什么时候，保持了多久，现在难以确考，但至少可以肯定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三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宋史》记载宋将刘琦抗金事迹时说：“是夕，天欲雨，电光四射，见辫发者辄歼之。金兵退十五里。”

大约是祖先有此强迫削发之先例，几百年之后，当满洲的八旗兵势如破竹地越过山海关，开入关内，推翻业已腐朽的明朝，确立清朝的统治以后，清朝统治者便开始强力推行剃发蓄辫制度。1645年，清顺治皇帝发布命令，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2〕。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从此，头发之去留，不再是个人的喜好，也不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而是上升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清朝统治者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征服汉人，是把剃发作为一种表示归顺的标志，为此，不惜以要挟，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对汉人来说，当然无法接受，一缕青丝，不仅受之父母，而且成了忠于明朝的象征，这是千万不能剃掉的。为此，汉人奋起反抗，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

反抗异常激烈，满族统治者的镇压也异常残酷。血风腥雨之下，演出了多少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江阴十日，嘉定三屠，多少人头落地。最悲壮的莫过于“江阴十日”，是年农历六月二日，江阴人在阎应元、陈明遇的率领下誓捍卫头上之发，誓效忠明朝，坚守城池八十一天，杀清兵七万五千人，有六万七千壮士战于城墙上下。城破，清军纵兵屠杀十日，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有十七万多军民于清兵刀下，仅有五十三名老小幸免于难。有诗为证：

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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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剃发·蓄发·剪辫子——关于辫子的历史

六万人同心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随着南明小朝廷一个一个地垮台，人们光复的希望也一个一个地破灭了。人们不再反抗了，终于接受了满清统治的现实。而辫子，也就一根根地留了起来。随着日子的流逝，久而久之，人们麻木了，习惯了，不再觉得不顺眼，不再觉得它是化外蛮夷之俗了。甚而，辫子乃至成了中国人当然之习俗。人们不但安于蓄辫，习惯于蓄辫，而且讲究如何蓄辫，尤其是官宦人家及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饰辫梢以各种装饰物，目为时尚而招摇过市，串门过户。文人墨客也以此为吟咏的对象，有一首描写剃发蓄辫的对联就云：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

停停歇歇，光光挖挖敲敲。

二百多年后，即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有机会可以走出闭锁的大陆飘洋过海时，他们对于这条垂在脑后晃来晃去的辫子是挺看重的。一代哲人、曾在虎门焚毁鸦片的在澳门看到洋服时曾鄙夷地说话：“真夷俗也!”这种评价与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的辫子时所发出的感叹恐怕也差不多。但是，洋人的惊异，洋人的讥笑，并不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诩诩自得。因为，这是文明的标志，“天朝上国”之人的象征。

但是，也有人没有忘记。1851年1月，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会”兄弟们在广西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以反清相号召，又翻出了二百多年前的那笔老帐，在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中宣称：“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因此，必须恢复“中原古制”，即恢复汉族的衣冠服饰。太平军的官兵蓄发不剃，恢复了中原汉人束发于顶的旧制。在太平军，谁的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谁参加起义早，留起的头发就长，谁参加起义晚，头发就短，头发的长短，便是参加起义军先后的最好标志。蓄发不剃，这是太平军不同于当时人的最突出的形象特点。正因如此，蓄发在当时民间往往被俗称为“长毛”，而清廷官方则诬称之为“发匪”、“发贼”、“发逆”等等。

自金田起义，太平军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纵横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数省，其势如狂飙突进，同时也把蓄发之制推行至所到之处。在太平军看来，蓄发易服，不只是服饰问题，也是是否拥护太平太国的一种带政治态度的表示，因此，他们推行起来亦同样严厉，要保住脑袋，就得留起头发，否则就有可能杀头。太平军的狂飙突起，恰如一道划破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大地的闪电，但是，其来也忽，其去也快，十多年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蓄发易服之举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一切也就暂时恢复了原貌。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很难发现辫子的坏处。但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在强力下被打开，由于中西方交通的滥觞，有了中西风俗的比较，最早开始与外国人接触或最早触及近代工业文明的某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蓄辫是一种陋俗。但是，谁也不敢首先剪掉辫子。大约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定居于海外的华人中最先出现了剪除辫子、改易西服者，但均属于个例，没有形成风气。1898年1月，也即农历除夕，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此一举动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争议。赞成者“有谓辫发为不雅观者；有谓辫发久而不洗即觉臭秽难闻者；有谓辫发贻害甚大，如机器房中执役者一时不慎，致为机器所掣，不免性命之虞者；有谓辫发或被车轮牵扯，致受辗转者；有甚谓此物似禽兽之尾者；有谓如铁链之状者。”因此，他们主张割掉辫子，“留全发而短之”。但是，反对者的力量也很强大，特别是一些老人，忧心忡忡，认为一旦剪掉辫子，便会被清政府视为异类，那么，落叶归根，回国之想就会成为泡影；而且一旦与当地社会发生纠葛，便很难再受到清政府驻外机构的保护。于是，传统的力量再次占上风，剪辫的倡议也就搁置下来。一直到两年以后，新加坡华人终于将剪辫的倡议付诸行动。据《中外日报》1900年6月19日报道：“新加坡一处，已有华人八十人割去发辫，改换西装，其余割辫者尚多，约亦即目前矣。”时代风尚之所趋，工业文明影响之所及，终于使剪辫突破传统的“夷夏之辨”旧圈子，提到了当时世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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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剃发·蓄发·剪辫子——关于辫子的历史

当时的国内舆论，如上海的《益闻录》、《申报》，天津的《国闻报》，湖南的《湘报》等均报道了1898年新加坡华人倡议剪辫一事。但是，除《国闻报》以“割辫创闻”为标题，揭示其事系首创，以“深堪诧异”评论以示惊奇外，其余各报几无评论。

然而，国内虽无剪辫之举但并不等于没有呼声。1898年夏，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就大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断发、易服、改元的主张。其主张剪辫的理由与新加坡华人大致相同，但他把剪辫提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向皇帝奏请断发剪辫的人。

1903年，《湖北学生界》发表“剪辫易服说”一文，申述剪辫有利于“强兵强种”之由。1904年，《大公报》又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出洋留学生应该“改装去辫”，以“便与西人来往”。尽管提出者小心翼翼，把剪辫的范围限制在去洋留学生之内，但此种议论在当时仍然有“易服改元，革命排满”之嫌，没有更多的人敢于去冒这个风险。

但是，以“排满革命”而自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敢于冒这个风险。辫子和满装虽然已经沿袭了近三百多年，但这三百多年的记忆并没有消失，尤其是那一条被讥为“豚尾”的辫子，依然被许多人视为汉人的耻辱，因此，除掉这条辫子便是与清廷决裂的标志，在鼓动反清、宣传革命之际，这是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的最有力的召唤。早在1895年，、陈少白等人就在清廷鞭长莫及的日本剃发易服，以明革命之志。在1903年爆发的“拒俄运动”中，留日的青年学生纷纷剪掉辫子，以示与清廷决裂。风气越演越烈，以致去日本留学者均以剪掉辫子为荣。山西同盟会会员景定成(梅九)论述1905年的一次剪辫事件颇有代表性，其云：

山西第二次派来的学生里头，很有几位老先生，保守辫子，好像一条生命似的，宁也不肯剪掉。我一天借着同乡开恳亲会，发了一段论议，便说道：“这头发本是一种烦恼的东西，弄成一条辫子，搁在脑背后，已经不成个体统；如今人把他挽在头上，作了个盖顶势，好好一个头颅，让他盘踞上面(影射清廷)，压制得全身不爽快(影射民众不自由)，如今请大家下一番决心，痛痛快快地，一刀两断，剪除了他(影射革命)，不但一头圆光，而且通身快活，大家有什么顾忌，不肯决然舍去呢!”这一席话，革命同人，自然领会得来，拍掌喝彩地欢迎。惟有那老先生大不快意，背后对人说：“某人什么都好，就是爱劝人剪辫子有些讨厌!”〔3〕

留学生归国后，又把剪辫的新风气带回了国内。1903年时，江南一带，青年学生剪辫者已不乏其人，1903年10月16日的《大公报》所载文章中便这样形容：“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以为不如此则形式上有缺点也。”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实施新政，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后，蓄辫与一些新规矩的矛盾越来越大。1905年6月，新编陆军实行改服制，不少官兵穿上新式军服后为便于戴军帽遂将发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警察制度的天津，警察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1907年5月6日，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明学部，分别惩处”；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僧、兵丁，均即斥革”〔4〕。这是清中央政府关于严禁剪辫的第一道命令。此令既出，剪辫之风稍杀。但是，一个新风气一经传开，依靠一道行政命令岂能止住?况且，当时每一个明智的人都已经认识到，“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清廷内部，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不再坚持蓄辫，这是时势之所使然。

1910年10月3日，作为清朝新政产物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开会不久，一名叫罗杰的议员便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实为革命党人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资政院议决时认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改除骄奢之习惯”〔5〕。最后，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资政院关于剪辫易服的议决案一经通过，消息传来，不管清廷是否批准此案，民间的剪辫便“一时风发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但是，这时候的剪辫还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没有形成强制性的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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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剃发·蓄发·剪辫子——关于辫子的历史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与清初强迫汉人剃发相比较，辛亥革命也把头发看成是政治分野的象征，独立各省很自然地把标志汉人臣服于满清朝廷的辫子作为革命目标，剪除辫子已经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许金城《民国野史》记述道：“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当时有一名《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不算革命，并且也不算时髦，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一时间，剪辫的浪潮便如风起云涌，浩浩荡荡，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但剪辫潮流是在民国建立以后逐渐扩展的，后数月，抵制剪辫的情况仍不断发生。当时有人指出：“沪上光复已两月有余而各界同胞尚有心怀犹移踌躇不剪者。是满贼之丑俗犹存，民国之声威有损。”〔6〕上海为当时最开化之城市尚且如此，至于一些偏僻城镇和农村，抵制剪辫者大有人在，不愿剪辫者不仅仅是满族贵族，也不只是那些醉心帝制的人，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出于一种长期以来的惰性习惯，也不愿意剪掉那条又油又腻的辫子。据《申报》1912年2月19日报道，湖南湘潭县城“剪辫者已十居其九，闻有一二未剪者不过顽固之乡愚”，有“一挑水夫尚垂发辫，该兵士迫令剪去”，结果发生争吵推拉，挑水夫受伤致。有鉴这种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根除辫子陋俗，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在南北统一之后，通令全国剪辫，令云：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缁流，以终余年。……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该地方官毋稍容隐，致干国纪。又查各地人民有已去辫尚剃其四周者，殊属不合，仰该部一并谕禁，以除虏俗，而壮观瞻。〔7〕

临时政府的通令，措辞是很严厉的，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剪除辫子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留辫者依然有之，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三十岁时投入清军。武昌首义时，他正在江南提督任上，驻守南京，被江浙革命联军击败后，退守徐州。此人顽固不化，清帝退位后仍表示忠于清室，所部禁止剪辫，被称为“辫帅”。1917年6月14日，张勋带领数千“辫子军”开进北京；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这一下，京城很多剪辫子者都慌了，有歌谣云：“不剪辫子没法混，剪了辫子怕张勋。”一时间，假辫子风行北京城。

谁知，真假辫子仅仅风行十二天。7月12日，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便攻入北京，张勋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狼狈逃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宣统皇帝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闹剧很快收场。又有歌谣云：

宣统回了朝，秃头要开瓢。

宣统跑了，秃头好了。

关于辫子的历史，中国人被折腾了近三百余年，至此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相声界，侯宝林可以排第一吗？

侯耀文生前，曾捅下篓子，就是不认马季是相声界“大师”。相声界江湖气息特重，大概是现有中国行业中最讲尊卑“辈分”的，侯耀文敢这么开腔就是“僭越逾制”，所以要被同行骂“没有资格”。

侯耀文公开说，相声圈要当“老大”，起码足够过5个标准：1，得是表演权威；2，得能写出经典剧本；3，必须有理论成果，通俗点就是得著书立说；4，得是公认的教育家；5，得是评论家，业界一旦风气不对，能适时引导过来。这五大要求，不消说，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为他老子侯宝林量身定制的。据说，侯宝林教 育儿 女，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别忘了你们吃的每一粒米穿的每一布丝儿都是相声给的”，侯耀文还真是时刻不忘“本”。

侯耀文不惜得罪同行，目的在哪，当然是维持侯先生业界“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永远屹立不倒。尽管他老爷子都去世10多年了。

侯耀文甘冒不韪，出来比划，当然有那么一点私心。但公平地讲，侯耀文这些话又是立得住的。侯老名言，“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其实几代都吃不完。

侯宝林之能，能在是全方位的。中国有相声这宗曲艺以来，也的确只有侯宝林一身兼具这些条件，是一代宗师级。所谓“宗师”，不一定就是专业能力最好的，但必然是地位最高的。马三立排资论辈，还是侯宝林的“师叔”，到了1980年代，两人碰在一块吃饭，侯宝林还得毕恭毕敬手捧最先上的两道菜拿到马三立那厢桌上，自称不敢“坏了规矩”；

论“专业能力”，马三立也不一定就得“甘拜下风”输他一着了，年纪轻轻就以“相声秀才”蜚声于梨园行，但没办法，侯宝林后来居上众望所归上头钦点，各个方面的地位都不是马三立可及的。所以，1983年8月某一天，侯宝林专程到天津看望马三立，马三立有受宠若惊状，赶忙招呼合影，题字留念。侯宝林在业界头把交椅的地位，是上下公认的，谁也撼动不了。郭德纲再能，能撼动整个相声界，也动不了侯宝林座位的纹丝。

他们圈内有这么一句话，“没有侯宝林，哪来相声”。这话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侯宝林就是相声开山鼻祖了，而是说他的贡献当代无人可及：1，当初，相声以“荤口小技”、民间杂耍流行于街头，“低俗”程度比之三人转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本属于清灭对象，是侯宝林靠“文明相声”拯救了这个行当；2，人家侯宝林不仅将相声从“地摊儿物”提升为“正宗文化”，而且依靠他的人脉、影响力（他的邻居名字都能吓到人），将相声的身份整的高大上，一点不亚于京剧昆曲了，从而登上晚会、央视等大雅之堂。有资料证实，当年湘潭先生亲自圈定10个人落实政策，侯宝林是其中之一。这威望谁能比肩？

有一篇文章写侯宝林，题目是《从江湖到江山》，这6个字就能说清所有理由了。1982年，侯宝林和几位教授合写《相声溯源》，开篇就道，“相声，是旧 社会 “生”，新 社会 里“长”的”，这个“长”，他是掌门人。

在天桥，说评书，唱大鼓，是卖艺为生的街头杂耍。侯宝林5岁被卖走，此后终生未见过父母，学艺三年的全部“收入”所得，就是一身衣服和一双袜子，就是到处流浪，妓院都呆了好几年，自称“和要饭的一样”。21岁，他跑沈阳卖艺，结果咋样？同在一块卖艺的乔某，直接被灌了凉水，然后让人站在肚皮上踩，直到踩崩了，然后随便扔到厕所边刨坑埋了。吓得侯宝林赶紧回津。

晚年的侯宝林，接受采访时，自己也说过，等到1940年代他都在天津走红了，手头有点积蓄了，不愿再这么灰头土脸了，第一次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出门，邂逅同行，人家竟还是一声呸，直接嘲讽道，“嗬！说相声的都穿西装-人啦！”——这“人啦”，在天津话里人模狗样的意思。当时的相声艺人的地位，就是这么低等。

所以，现在有人搞“相声史”，说是担心被当“低俗玩意”被扫灭，侯宝林不得已才倡导改良，弄出“文明相声”这一款的，这说话实际不对。在建国前，侯宝林就是极有主动意识的改革派了，现在有文字、照片及记录等证据可查，据说连录音都有。只因为，侯宝林经历过太多，不愿意丑化自我。

早年，他就读过英国名著《牛虻》，这个书对他精神冲击很大。他和人说过感受，“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啊”。

前些年，侯宝林女儿侯鑫出了一部乃父的传记，里面提到一则故事，很能说明“隐情”：

1990年代初，他受邀到南开大学作学术报告，期间校长提议给学生来一段，侯宝林当即变色，“我是来讲座的，听相声你们该去剧场买票”，弄得那校长当场难堪。有人就说，“侯宝林的自尊几乎到了有些过敏的程度”。 北大出身薛宝琨，是侯宝林的弟子，他就说过恩师是何许人也：“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 ，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这是另一面的侯宝林，是更真实的存在。

所谓“宗师”，必须人品也跟得上，君子剑岳不群人设一崩，华山立马四分五裂，道理就是如此。这方面，侯宝林也堪称德高望重。至于一些旧 社会 “三教九流”者的遗习，他当然也有，但没必要苛察。人，是看大节的。南开那样的事，郭德纲也是心服口服的。那个场面，他做不来，更没有那种意识。其余不论，你说你才带几个徒弟啊，才成名多少年啊，手下就得纷纷写“谢本师”贴了，这是继侯宝林之后，扛起大旗做“老大”的资质与德行么？凡事一比较，更见真章与门道。

如今的相声界，表面繁荣，辈分井然分明，其实早就群龙无首，谁也不服谁。最主要的原因，哪里是缺乏能人，又哪里没谁足堪技压群雄，不正是没人可如侯宝林一样，在道德文章上也可以服众么！郭德纲之后，还会有很多郭德纲；侯宝林一去，倒真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了，这才是中国相声界最严重的问题。

侯宝林是最出色的相声大师，这点无可否认，但绝不能说是第一，相声界有句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侯大师只有说是那个时代的一流大师，与他最起码不差一丝的就有刘宝瑞，马三立，郭起儒，张寿臣，小磨菇等人。

每个相声演员都有他的特点，侯大师的柳活绝对一流，但单口就不如刘宝瑞，马三立，他们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吧！他们都是一流的大师，没有人能排出一，二三来，只有说有的人欣赏水平不一样，所以有他自己的高低，但按相声艺术成就来说，他们都是共同的大师。

不请自来，请勿见怪。首先我想说明一点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他不是竞技类的比赛项目永远不可能有一个让全国人民都认同的全国总冠军。每个人的好恶是不一样的，所以谁是第一很难说。具体到侯宝林老先生。他对象生贡献不小，在解放前能够在茶馆堂会攒底的相声演员除他以外很少见到，奠定了相声的江湖地位，居功至伟。解放后的侯宝林带头改革抛弃糟粕，改良相声，这是政治资源，最最关键的是他有一个学生叫马季，马季的徒子徒孙放在今天，都还是相声界的政治舵手姜昆，冯巩，唐爱国，都是曲协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所以作为马季的老师，这些人的师爷，自然是被高高的捧到了神龛上供奉了起来。也许这个时候还有人会说侯耀文也是很不错的相声演员，这点我承认，但我个人觉得侯耀文之所以名气这么大，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得益于侯宝林的庇护较多，后来侯耀文先生才慢慢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可以说也许没有侯宝林侯耀文未必能够成功也未可知。当然这只是猜测，一家之言。再回到刚才的问题，相声不是 体育 ，不能比较，听众各有各的喜好，任何排名只能引起更多的争论，最多只会是一地鸡毛。一家之言，不喜勿喷。谢谢

不行，侯宝林，的贡献，是将相声从市民艺术移到殿堂艺术，这个贡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无论从艺术修养和德艺双馨这些方面，侯宝林当不了第一。马三立是泰斗，侯宝林只能是大师。因为马三立从艺术是几无人能及，可贵的是，德艺双馨！

艺无止境。根据 历史 的变迁，每一个过程，人们的需求也不一样，很难评论。贴近时代，与时俱进。

侯宝林的玩意很高，这毋庸置疑。尽管如此，侯宝林也只能算新中国改造的最好的相声艺人。马季才算是新中国相声第一人，马季把相声变成了舞台艺术，把相声的创作变成了文学创作，提高了相声的品位，拓展了相声的空间，使相声成为真正的文学艺术。马季在相声界的地位，可谓空前绝后。说空前，是因为马季之前从未有过如此高度的相声；说绝后，是马季秉赋太高，以致后来者，如继承人姜昆等，貌似接续了马季的衣冠，实则腹中空空，根本没有能力继承和发展马季开拓的艺术。再加上新时期以来，相声界旧习俗的回潮，沉渣泛起，马季一派遂被淹没，以致年轻人竟不知有马季，真可悲也！但人不知不代表水平低，其高度 历史 自有定评！如同京剧，四大名旦固然了得，但真正的京剧高峰，应是新中国以来的，以样板戏为代表的现代京剧。尽管舞台上现在唱的都是这派那派的老戏，但再也无人能达到样板戏的高度，以至成为绝唱。马季的艺术同样板戏一样，在艺术史上的地位，高标屹立。马季是真正的相声第一人！

《夜行记》，侯宝林大师说的相声，让你笑的前仰后翻，候老相声界第一。

我觉得无论从个人技艺还是对相声艺术的贡献来看,当之无愧!

虽然马三立、列宝瑞、小蘑菇等人有的辈份高,也各有成名绝技,但综合全面看都无法同候宝林大师比!

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是“雅”相声的代表，这是因为他长期给领导说相声的原因。侯先生的“柳活”在相声界是数一数二的，从他在饭店请马连良先生，周信芳先生吃饭，然后模仿他们两位唱戏，让人分辨不出；作为他儿子的侯耀文先生的“柳活”也很好；他在相声《戏剧与方言》中都可看出。但是我们常看到的事是他的对口相声，他的单口相声很少。他不像马三立先生可以单口，对口都可。刘宝瑞先生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单口也可以看到他的群口。所以这应该是侯宝林先生的短板吧。侯宝林先生在相声中成为“大师”是肯定的。但他称“第一”还要讨论讨论了。

我要去昆明的一家外企面试需不需要准备一身正装啊？

去外企面试当然需要正装了，国外对细节外表的把握很严格的。

做好口试前的形象筹备，西装：最容易被担当的男性西装色彩是浅蓝、黑中带浅灰色，接上去便是褐色和米色。质地应当是纯毛，在视觉结果上羊毛比任何其余衣料都要好。勿选欧洲计划者计划的西装，由于它们裁剪得都较紧身，且对付咱们糊口的这个守旧世界来讲太花梢。两件一套的西装在如今是彻底可以担当的，可是在几年以前人们必需穿三件一套的西装去口试。　　衬衫：这里的着装准绳很简略：准绳1：老是穿长袖衬衫；准绳2：老是穿红色或淡蓝色衬衫；准绳3：永久邵阳人才网不要违反准绳1和2.在此我说“红色”，其实不是要解除带淡红或淡蓝条纹的白衬衫，这些“红色”衬衫虽然不是一流的，但都是可取的。单一色的红色衬衫通报着某种不可言传的感受：诚笃、聪慧和稳重。它应当是你的重要抉择，而艺术家、作家、工程师和其余缔造性业余职员偶然抵触红色是究竟，对付他们来讲，淡蓝色大概是最佳的抉择。记着：色彩越淡，底色越精巧，你给人留下的印象越好。　　领带：一条纯挚丝领带发生的职业结果最好，其表现进去的文雅给人的感受最佳，也最容易打好。亚麻领带太随便，最易起皱，只要在较和缓的气候符合。毛料领带不但表面随便，并且打结困难。天然纤维有发光的特色，当你但愿它们给人浓艳的感受时，它们的色彩却令人刺眼，大概有损你的职业形象。由此看来衡阳人才网，纯挚丝的领带，大概50%的羊毛和50%的真丝夹杂织成的领带应当是你口试时的抉择。　　领带应当给你的衣服减色，这便是说你的服装应当有一个团体的均衡：一般的履历是你领带的宽度应大抵和你的西装上衣延及胸前的翻领的宽度类似，至今已流行了十多年的大师广泛担当的尺度，是领带的宽度在23/4英寸和31/2英寸之间。如果你的领带比此尺度宽，那你给人的感受是你仍停顿在迪斯科期间。　　鞋子：男士应穿玄色或棕色的皮鞋，其余质料和色彩都不当，会冒太大危害！　　系鞋带的皮鞋是最守旧的抉择，但几近广为担当，无带的也较风雅得体，但切勿把这类鞋与船鞋等量齐观。这类无带的皮鞋需朴素风雅、鞋帮较浅，不管白日仍是晚上，在正式场所中都较符合（湘潭人才网系鞋带的皮鞋在晚宴场所中显得有点拙笨）。　　袜子：袜子应和衣服相和谐，是以，色彩多为蓝色、玄色、灰色或棕色，袜子的长度应当以你跷腿时不暴露太多的胫骨为好，在你挪动双脚时也不至于在脚踝部隆起。总之，弹性较好的裹及小腿处的袜子是你最佳的抉择。　　小金饰：你戴的腕表应当朴素风雅，这象征着“米老鼠”腕表、活动型腕表和告白模样形状的腕表都被解除在外。如今没有人再对数字式电子表感乐趣；你没必要为戴配有皮质表带的朴素腕表而担忧被他人冷笑了。　　在任何环境下，防止戴看似便宜的伪劣金质表带。　　假设你要岳阳人才网提手提箱，定会增强你的职业形象，皮箱结果最佳，其余质料制成的手提箱的结果就差远了。棕色和紫赤色是较好的抉择。箱子自己应当风雅，有些很昂贵的品牌固然能表现你的身价，但每每只会减弱你所但愿发生的结果。　　化妆：在此不主张男士去口试时化妆或在其职业生涯的任什么时候间里化妆。文章摘自昆明人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