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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饭店施工受阻，邓小平批示：“有理也不能取闹，何况无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 旅游 业没有形成一个产业，还处于“五无”状态，无概念，无规模，无市场，无目标，无政策。当时 旅游 业的落后、困窘状况，说起来现在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改革开放初期， 旅游 业还没有形成一个产业，处于“五无”状态，即无概念，无规模，无市场，无目标，无政策。宾馆接待水平落后，人们对 旅游 的概念还局限在外事接待上面，基础设施不完善，酒店不够住，服务也跟不上。

1979年，邓小平在多篇讲话中提出：“ 旅游 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这年7月中旬邓小平登上黄山，针对当时黄山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指出：在这里我们的资本就是山，要一些办法，禁止破坏山林。邓小平还对饮食、住宿、开发记念品等许多细节黄山如何开发 旅游 提出具体要求，甚至关心到床单更换这样的细节。

原国家 旅游 局副局长杜一力回忆说：卫生要搞好，接待客人的床单应该是一天一换，其实这个很简单，现在所有饭店都是一天一换，这是标配，这是我们基本的行业规则，当时不知道啊，当时的中国的生活水平真是做不到一天一换。

由于长久不接触外面的世界，饭店设计方面也远远落伍于潮流。有这样一件事，当时国家计委要建一所国际饭店，某领导点名让一位很有名气的建筑师进行设计。设计方案出来后，有关方面发现，卧室和卫生间是分开的，人要出了房间，过了走廊才能上厕所。后来中方派代表团到美国、法国和日本考察，开了眼界：“原来饭店房间里面还有澡堂啊！”

由于邓小平等***的积极倡导，中国向世界 旅游 者打开大门，海外 旅游 者蜂拥而至，1976年，北京一年接待外宾还不足2万人，1978年全国 旅游 入境人数达180.9万人次，超过以前20年人数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4万人次。

住宿问题也扑面而来。外国 旅游 者来华，80%以上的人都要到北京，而当时北京只有7家涉外饭店，5200张床位，实际达到接待标准的仅1000张左右，而且还有部分设施陈旧，时常维修，处于超负荷运营状态，服务态度、管理水平都与国外星级宾馆相距甚远。

原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外资管理局干部张上塘回忆：飞机也到了，但是饭店还没有落实，那怎么办呢，我们带他们到长城、故宫、十三陵去转，晚上吃烤鸭，吃完烤鸭后九看节目，什么杂技、歌舞，然后才安排在哪里住。

北京实在无处下榻，就把客人送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甚至因为一度饭店短缺，驻外的使领馆给来华的外国人发放签证时，都要先确认其到北京的住房是否已经落实。

有些客人久仰北京饭店的大名，宁肯在大堂静坐，也不去别处。首都尚如此，遑论其他。到桂林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有的被安排打地铺，于是便有人写了一首具有嘲笑意味的打油诗：“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由于中国刚开放不久，国家拿不出大量资金建设 旅游 饭店。饭店短缺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指示：搞 旅游 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

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国家急需发展 旅游 赚取外汇，只有打破住宿难，才能增加来华 旅游 的人数，提高创汇效益。可是那时刚结束，财政吃紧，国家不可能拿出大笔资金来建 旅游 饭店。而归国 旅游 观光的华人华侨中，多有豪商巨贾，手中掌握着大量游资，且有意在国内投资。

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指示说：“外资建旅馆可以干嘛！利用外资修建旅馆应多搞几个点，一个地方一千至两千个床位。”他还具体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外国 旅游 者如果在中国消费1000美元，我们一年接待1000万 旅游 者，就可以赚100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50亿美元。“两油”（石油、 旅游 ）搞个十年八年，一年赚50亿美元，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决定将 旅游 饭店列为首批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行业之一，1978年，中央指定、廖承志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民航、 旅游 很值得搞”，“要以发展 旅游 为中心搞一个综合方案”，以及利用侨资、外资建设 旅游 饭店、加快发展 旅游 业的指示精神，研究了具体落实措施。

为加强领导，正式成立了以、、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外资建设 旅游 饭店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侨外资办），国家 旅游 总局局长卢绪章兼任主任，庄炎林副局长兼侨外资办常务副主任。

听闻这方面消息后，许多侨商、外商兴高采烈，他们认为中国 旅游 资源丰富， 旅游 饭店建设很有前途，纷至沓来。一年之内，侨外资办就先后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侨商、外商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商谈。

当时，国家还没有与外商合资办企业的经验，也没来得及制定外商来华投资办企业的法律法规，外商普遍担心在中国投资办的企业不能得到法律保护，日本一家企业的社长说：“等你们国家有了法律以后我们再来商谈。”很多人谈着谈着就谈不下去了。

引进外资建 旅游 饭店举步维艰的时候，美籍华人陈宣远挺身而出。当他了解到在以往和其他对方谈判中，中方皆因有人怕吃亏而未谈成时，爱国心切的他毅然表态：“我们签订合资方案，要按国内多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条件来办。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尽快在北京办成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

陈宣远是美籍华人，早年从上海到美国定居，在美国设计并建造过旅馆，也经营、管理过饭店，拥有4家假日饭店和1家希尔顿饭店，还有一个建筑事务所。

据庄炎林回忆，是廖公介绍美籍华人陈宣远给我们的，廖承志当时坦坦荡荡地告诉庄炎林：“陈宣远是我的远房表亲，他的为人我了解，他与我谈过在国内建饭店事。举贤不避亲。当然，我只介绍，决不插手具体事情，你们自己去谈。”

据当事人回忆，在谈判中陈宣远把他儿子和一位美国律师带了过来。我方也请来两位我国的律师，但这两位律师和具体工作的会计师都不懂英文，我方谈判代表只能边谈边当翻译。

谈判过程中，陈宣远听说在以往谈判中，中方皆因有人怕吃亏而未成功时，爱国心切又真诚坦率的他毅然表态：“我们拟订合资方案，要按能让国内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条件来办。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尽快在北京办成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

双方协定：合资2千万美元建设建国饭店，其中中方占51%的股权，外方占49%的股权；双方合作10年，10年后外方将所拥有的股权赠给中方，就是10年后中方完全拥有饭店。

与陈宣远同来的美国律师提出：按照美国法律，在国外投资是不能送的，白送就是违法，但可以有价转让，至于多少钱则没有规定，可以由业主双方商定。

经双方商量后，确定此合资饭店经营10年后，陈宣远所占有的49%的股份以1美元转给中方所有。因此就有了“1美元买一个饭店”的合同。

很显然，这个协定对中方十分有利，而且中方所出的1000万美元全部是低息贷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等看好此工程，愿提供贷款，最后由该行在中国银行担保下提供了全部贷款。

1979年6月7日，庄炎林签发了 旅游 管理总局送呈一份关于合资建设建国饭店的报告。

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对中方十分有利的协定，还是遭到一些部门和人员的反对。关键时刻，邓小平态度鲜明：邓小平态度鲜明：“要开展 旅游 就必须建造足够的上档次的 旅游 饭店。”陈云、签字同意。时任主席兼总理一锤定音：“建合资饭店我们没有经验，但可以试一试：搞好了，以后推广，搞不好，就此一个。

虽然有邓小平及其他中央***的批示，但在当时，利用侨资、外资建设 旅游 饭店，毕竟是新鲜事物，各方认识不尽一致。

消息宣布后，引起国内强烈震动，有赞同、有反对、有怀疑、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其中反对者居多，有人说：“全国各大城市多少家饭店，都是亏本的，别瞎折腾了。

又有人说：“庄炎林一批一批地与外国人谈判，听说宴请用的烤鸭，摞起来有一座饭店那么高了，他究竟想干什么啊？”“我们不是有自己的北京饭店，怎么说我们不会管饭店呢？！”“咱们卫星都能上天，还怕盖不了饭店，管不了饭店，要去求人家洋人，岂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

还有人到廖承志那里告状：“廖公，不要再让庄炎林谈判了，不就是为了盖房子吗？把他请客的钱加起来，就可以盖一座大楼了！”“砂石材料也要从外国进口，这不是崇洋媚外吗！”“建合资饭店？与外国资本家联盟赚中国人民的钱？这是个阶级立场问题，中国人就不能自己建饭店，非要交给外国资本家，简直是卖国主义！”

反对声之激烈，所安罪名之大之重，让当时刚从“”噩梦中走出的国人听了都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20年后，庄炎林回忆说：“当时人们所争论的还不仅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

国家计委有的负责人说：“我考察了许多合资饭店，都是亏本赔钱的，有这样从外面借钱干赔本的事嘛！”高层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没办法，副总理提议召开常务办公会议，讨论是否建设建国饭店。

会议一开始，争论就十分激烈。有人当场拿出了一个可行性分析：建国饭店经营22年后，要还清从汇丰银行借贷的2000万美金的本息，还差2万美金。他毫不客气地责问庄炎林：“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反对上马。钱要用在刀刃上，如果你庄炎林硬是想建饭店，那好，22年后你来还这两万美金。”

庄炎林笑着说：“我现在连一块美金都没有，怎么还得起这两万美金呢？”接着他不紧不慢地分析起他的可行性报告，他在列举了陈宣远在美国办 旅游 饭店的大量数据和成效后，把国内实际情况与之对比，最后推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快则六七年，慢则八九年，建国饭店能够全部还清本息，还赚回一个饭店，只需花费一美元。”

会议认真剖析了建国饭店建设的利弊，弄清了建设建国饭店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能为国家盈利的科学性、必然性。

会议结束后形成了一个报告上呈，在17位中央领导手中传阅批示，邓小平态度鲜明：“要开展 旅游 就必须建造足够的上档次的 旅游 饭店。”陈云、签字同意。时任主席兼总理一锤定音：“建合资饭店我们没有经验，但可以试一试：搞好了，以后推广，搞不好，就此一个。”

虽然几经周折，建国饭店作为第一批引进外资的试点项目，终于还是批了下来。

建国饭店破土动工后却遭到一些人无理阻挠，庄炎林拿着报告找到廖承志，廖承志直接将报告送给邓小平，邓小平看完庄炎林拟就的报告，也不说话，只在上面批示了极具小平风格的11个字：“有理也不能取闹，何况无理？”

拿到项目之后，经过考察，饭店的地址决定选在建国门外大街，正因为处于建国门外大街，故取名“建国饭店”，拟建20多层，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 。

1980年6月27日，北京建国饭店破土动工。

设计师出身的陈宣远亲自设计了建国饭店的图纸，花园式建筑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三万平方米的土地面积设计了528个房间，并配以酒吧、游泳池等。饭店大堂里有音乐表演，法式餐厅里有美味大餐，都代表了最新的生活方式。

据侯锡九回忆，“（当时，对饭店的要求）一个是结构一定要结实，所以采用大模板的结构；再一个就是客房一定要使客人住起来有舒适的感觉，特别是厕所是一个重点，女客人擦脸抹粉化妆都要在厕所里面。”

工地的篱笆竖起来了，搅拌机搬进来了，但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工地现场，某部委的一些干部子弟叫嚷：在这儿盖房，既“扰民”，又影响风水。于是，工地上白天竖起的篱笆，晚上就被人悄悄破坏，稀里哗啦拆掉，笨重的搅拌机也被掀翻，施工方没有办法，只好暂时停工。

庄炎林当然清楚是谁干的，他到现场找相关人员交涉，但对方仗着他们的背景不为所动，交涉毫无效果。没有办法，庄炎林拿着报告找到了廖承志。

廖承志听罢事情的原委后，非常恼火，他猛一拍桌子，说：“炎林，你立即起草一份报告，我送报中央，看谁还这样胡来！”

廖承志政治阅历深，对高层情况非常熟悉，他清楚这样的棘手事一般人处理不好。于是廖承志将报告直接送交到邓小平手里。

邓小平看完庄炎林拟就的报告，也不说话，只在上面批示了极具小平风格的11个字：“有理也不能取闹，何况无理？”当即就让秘书传下去。正如廖承志所料，批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工地上那些兴风作浪者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建国饭店破除重重阻力，终于在1982年4月27日竣工。

1982年4月28日，建国饭店开业，廖承志身着一身中山装出席剪彩，穿西装打领带、胸前装饰着小方巾的陈宣远见证了这 历史 性的一刻

开业第二天，英国路透社报道：“中国第一家真正西方式的旅馆在北京开张，为这个单调多风沙的城市带来必要的魅力。”

建国饭店从此声名鹊起，它鲜美的菜肴、优质的服务以及高水平的管理，博得了诸多驻华使节的高度赞扬，让外国人对北京也刮目相看。

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亲历者，建国饭店自开业以来，招待了澳大利亚前总理、柬埔寨国家元首等十几位外国***。

建国饭店的成功，打开了北京 旅游 业的大门，“饭店短缺”的困境也从此终结。

1984年4月13日，中央决定在全国选择100家饭店，推广北京建国饭店的经营管理方法。

当时，建国饭店大胆聘请了外国专业饭店管理公司，将国外先进管理经验与中国国情、北京特点结合，建国饭店以其亲切、细致、体贴、周详的经营特点和服务，很快赢得了市场。

据悉，建国饭店每年接待宾客十五六万人次，其中85%的客源是国外客人，包括西哈努克亲王、撒切尔夫人等上百位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

让项目团队骄傲的是，饭店480个客房里，每个房间都安装了彩色电视、按键拨号的电话机，还配备了中央空调——这些稀罕的现代化装备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饭店！

路透社报道：“中国第一家真正西方式的旅馆在北京开张，为这个单调多风沙的城市带来必要的魅力。”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在饭店服务业从较差到中等的这样一个城市里，建国饭店一夜之间就被誉为城市里最好的饭店。”

建国饭店的成功，直接击破了引进外资的“卖国主义”论调，也印证了“外方能赚钱，我们会赚得更多”的合资合作模式的盈利预期。

根据中外双方1980年达成的建国饭店《合营合同》和《公司章程》，北京建国饭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引进政企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在全国来说都极为超前。

饭店建起来后，关于住房价格在会议上又产生了争论。

饭店建起来了，开会讨论住房价格问题。国外的通常做法是投资数和房价相关连，但国内却要按床位算价，物价局方面按传统的做法提出了限制客房最高价的方案。

庄炎林坚决反对，他反复向对方解释：“引进外资建饭店，我们要还本付息，如限制价格，那你帮他还本付息吗？我的意见是不要限制之，让它按商业运作，住房价又不关系到国计民生。”会议经过一番讨论，物价局终于同意放开客房价。

但物价局领导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使不限制它的最高价，也要限制最低价，万一它一味降低，就有可能冲垮我们其他的旅馆。”

庄炎林又是一番口干舌燥的解释……最终物价局决定不再设限，允许饭店房价按商业规律运作，根据淡旺两季合理地上下浮动 。

廖承志感慨地说：“法国总统的答谢宴会，如果按我方管理人员的设想，在过道漏水处放只脸盆或痰盂，那叮叮咚咚不绝于耳的滴水声势必影响人的情绪，破坏整个晚上完美高雅的气氛。事后，还将落下质量很差的感受。”

由于建国饭店是国内首家高档合资饭店，此间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特地点名，将他来华访问的答谢宴会定安排在这里举行。

是晚6时，受邀请的各国驻华使节及各界人士相继而来，建国饭店内外熙熙攘攘盛况空前。正式宴会即将开始，饭店各部门都已准备就绪。就在这当口，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件事，服务员急匆匆跑进来报告：“通往宴会厅的一处天花板突然漏水！”

这可怎么办？之前从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中方人员紧急会商，寻找解决办法，有说在那里放个脸盆或其他器皿接水的，有说弄块牌子、上书“请绕行”标志的等等，莫衷一是。

当时外方经理也在现场，他管理高级酒店多年，经验丰富。只见他看着漏水处凝思片刻，当即吩咐一位身着白衬衣黑外套、长相标致、责任心强的领班站在漏水处，寸步不离。表面上是为客人们笑容可掬地导路，实际上是站在那里，以身接水，别人还看不出什么痕迹。在现场的人们无不为这一妙计鼓掌叫好。

随后，招待会顺利进行而毫无破绽，宾主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好不热闹。大家目睹饭店华丽的装饰、鲜美的菜肴及优质的服务，纷纷伸出大拇指。人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对北京城这座新饭店露出惊艳的表情。答谢宴一结束，饭店这边马上进行彻底的补缺补漏。

事后，庄炎林和饭店管理人员打心里佩服外方经理高超的管理艺术。廖承志听后禁不住感慨：“法国总统的答谢宴会，如果按我方管理人员的设想，在过道漏水处放只脸盆或痰盂，那叮叮咚咚不绝于耳的滴水声势必影响人的情绪，破坏整个晚上完美高雅的气氛。事后，还将落下质量很差的感受。”

庄炎林后来回忆道：“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这一举措是正确的。”

1984年7月24日，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学“建国”——要将建国饭店的建设与管理模式在全国推广，后来中央还为此再次下文。

建国饭店开业当年，就盈利150万元。第二年赚400多万元，第三年赚800多万元，第四年赚了1500多万元。这在当年对一个饭店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4年以后，建国饭店经营者连本带息还清了从汇丰银行的全部贷款2000万美元，以不争的事实印证了当年庄炎林的期望：“外方能赚钱，我们赚得更多。”

实际上，经济效益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经营管理等方面学到的许多好的经验，为以后 旅游 饭店的发展培养了人才。

不久，建国饭店的业绩就引起了、的高度重视。1984年7月24日，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学“建国”——要将建国饭店的建设与管理模式在全国推广，后来中央还为此再次下文。此后，一大批具有高质量和高水平的饭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也迈上了新的台阶。 旅游 饭店的崛起，为中国成为 旅游 大国撑起了半壁河山。

用现在人的眼光看，为一个饭店经营管理居然都要专门下文，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发文不仅仅是一次饭店建设经验的推广，更重要的是通过一次具体案例的运用表现出一种思想解放的决心和态度。它向世人昭示：共和国已经跳出了以往的漩涡，结束自我封闭，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习惯思维，以一种全新的开放心态和自信气度面向世界。

建国饭店作为新时期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是中国 旅游 饭店业与国际接轨的“春风第一燕”，对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有媒体这样评价建国饭店：对外是改革开放的“样板间”，对内则是中国饭店现代化经营管理的“黄埔军校”。

一个饭店的立项、建设、经营的过程竟出现那么多的周折、反复和争论，惊动人物之多，争论范围之广，反对言辞之激烈，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的人们说起来简直难以想象。

一叶知秋。遥想当年，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代表的那一代改革家，勇立改革潮头，放眼世界，展望未来，开创改革开放大业是何其艰辛不易；他们在 历史 转折关头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眼光、魄力、勇气和智慧又多么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