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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这两种形式有什么区别?
什么是个人独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有哪些特征?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区别是什么?
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次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
个人独资企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是一个自然人。该自然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且不能是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人。
(2) 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归投资人个人所有。这里的企业财产不仅包括企业成立时的投资人投入的初始财产,而且包括企业存续期间积累的财产。投资人是个人独资企业财产的唯一合法所有者。
(3) 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是个人独资企业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当投资人申报登记的出资不足清偿个人独资企业经营所负的债务时,投资人就必须以其个人财产甚至是家庭财产来清偿债务。
(4) 个人独资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尽管个人独资企业可以起字号,并可对外以企业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和参加诉讼活动,但从本质上讲,个人独资企业只是自然人进行商业活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属于自然人企业范畴。
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区别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出资人不同。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只能是一个自然人;个体工商户既可以由一个自然人出资设立,也可以由家庭共同出资设立。
(2) 承担责任的财产范围不同。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在一般情况下仅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只是在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才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而根据民法通则第29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如属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则以家庭财产承担。
(3) 适用的法律不同。个人独资企业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设立,个体工商户依照《民法通则》、《城乡个体》二商户管理暂行条列》的规定设立。
(4) 法律地位不同。个人独资企业是经营实体,是-种企业组织形态;个体:工商户则不采用企业形式。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是否进行了独资企业登记,并领取独资企业营执照。
一、什么是私营企业?法律对私营企业是如何认定的?
我国传统上通常把企业分为四种类型,即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根据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具体包括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三种形式。其中,私营独资企业,是指一个人投资经营的企业,私营独资企业的投资者对企业债务负无限责任。合伙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书面责任。合伙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书面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营利性组织。通常认为,合伙包括个人合伙、法人合伙两大类。但我国法律中未对法人事伙进行明确规定,按照《民法通则》第52条、第53条的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事业单位之间的联手合作,称之为联营。《合伙企业法》第9条明确规定,合伙人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即自然人。这也排除了法人成为合伙伙伴的可能性。因此,作为私营企业形式之一的合伙伙伴的可能性。因此,作为私营企业形式之一的合伙企业仅反映自然人的合伙,而不包括联营业员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是指投资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
1999年3月,宪法修正案第11条明确规定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并未将个体工商户等形式的个体经济纳入私营经济的范围。
随着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对个人独资企业是否属于私营企业,目前我国法律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历人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由于该法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可以招用职工,但未对雇佣工人的人数作出限制,那么就可能出现很多个人独资企业,其雇佣工人在8人以上。同时,《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投资人对企业俩务承担无限责任。因此 ,这样的个人独资企业与《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的独资企业在性质上应无太大差别。
另外,对于由自然人投资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来说,其特点与私营企业也完全符合。企业财产亦属于私人所有,而非属于集体或国家所有。因此,由自然人投资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亦应属于私营企业。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私营企业应包括:人个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婚礼上新郎新娘都会是怎样的心情?
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自己朋友的一场婚礼,那应该是在10年前左右,我的朋友是一位男士,他在结婚时主持人把话筒给他问他有什么感想的时候,他拿着话筒,洋溢出那种无法掩饰的幸福的笑容,对着话筒大声的喊道,我终于结婚了当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能够感觉到他的幸福和他的喜悦。
所以我感觉在婚礼上的新郎新娘,他们的心情都应该是无比幸福高兴和喜悦的吧。嗯,这么多年也参加过无数场婚礼,看到过很多新郎和新娘子每当看到新娘子挽着自己父亲的手,然后新娘的父亲,把新娘教,拖到新郎的手上那一刹那都会看见新娘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连眼中的泪水也有幸福的味道,其实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婚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结婚的那一天,非常高兴因为自己嫁给了爱情,这可能是今后生活的一个新的起点,当然这个起点一定是幸福,一定是美满的所以在婚礼上的新郎新娘心中洋溢着的幸福是无法隐藏也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得到的。
不要说普通人,就是那些大明星或者贵族成员,他们在婚礼上也同样是非常高兴和幸福的,就拿那场世纪婚礼来说,戴安娜王妃嫁给查尔斯王子,在西敏寺大教堂举办的婚礼,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能够从戴安娜么脸上察觉到无比的高兴和幸福。
所以我认为天底下的有情人在婚礼上,他们的心情都是高兴,幸福喜悦,没有一个人会是例外的,因为那一天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因为那一天他们嫁给了爱情,因为那一天他们跟自己最心爱的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政治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案例的特殊性
---名称的合法性:中产阶级这个名称在中国无论是官方和学术研究主流均未获得承认。目前普遍所采用的是框定在经济范畴的模糊名称‘中等收入阶层’。主要原因应与政治性质有关,在马克思的理论范畴中,阶级与政治是密切相连的。中产阶级在英文中也称为资产阶级,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的政治纲领颇有冲突。而不少学术界人士则认为,中产阶层在中国时间很短、数量有限,远不能称之为阶级。所以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更多的变成学者争议、媒体炒作和国外学者研究概念。
---消费文化、尤其是阶层的消费文化在中国是否已形成。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依照大多数学者们的看法,消费文化是伴随着消费社会而出现、后现代社会或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而中国目前仍处于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化过程,某些区域甚至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前现代化阶段。是否开始出现消费社会倾向,社会阶层的消费文化倾向是否浮现?不少学者对此仍持否定态度。此时提出并研究中产阶级消费文化似乎为时过早。
---中国正处在社会分层的活跃期,中产阶级经济成本低廉(国际水平的横向比较),消费文化的构成与边界还相当模糊。这既显示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或许如同其经济发展奇迹,呈现超常规的特征(基本背景是政治与政策上没有出现革命性的扼杀局面。若中国的领导层能够向亚洲其他新兴国家那样,对中产阶级采取扶持倾斜政策,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发展会出现更快的格局。从中共16大以来,国家政策对中产阶级倾斜的趋势开始逐步显现)。也意味着中国中产阶级及其消费文化的阶层特征尚不明朗,这更增加了阶层群体文化的研究难度。
笔者在此将中国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特定的阶层提出来,并非想赶文字的时髦;而将焦点聚集在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消费文化上,也不是主观臆想的方式。而是基于以下的两个基本预设。
两个基本预设
---中国社会将会沿着三级社会的路向发展,中产阶级在中国将成为重要的社会阶层,并将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的主要影响力量。
---在全球化和外来消费文化(特别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新的消费文化正在中国形成,中产阶级将成为中国新消费文化的形成与引导主体。
一、中产阶级及其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1、萌芽期(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
产生背景:
普遍的看法中产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虽然这个观点仍存在争议。但社会的中间阶层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能称之为阶级,的确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出现。顺着历史的主线探索,中产阶级在中国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清朝晚期,伴随资本主义在晚清封建社会的萌芽、外国势力与新文化思想的引入、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即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而浮现。以下三方面因素对中国早期中产阶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19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和1898年的戊戌维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缓慢走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社会。从地主阶级洋务派中脱离出来一部分人,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形成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到19世纪末,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政府放宽民间办厂的限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维新思想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满清政府在面临一系列内外压力下,因光绪皇帝的支持,由、谭治酮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培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是外国势力进入与新文化思潮的形成。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西方经济、文化、宗教势力进入,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外资雇员。1845年,外国在华的第一家修造船舶的工厂——广州柯拜船坞成立;同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在广州设立分行;到20世纪30年代,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占有中国生铁产量的95%,机械采煤、发电、棉布、卷烟均在50%以上;而金融业外国银行的总资本,包括总行在国外与设在中国境内的,则相当于中国银行总资本的3.3倍。
在外国经济势力入侵的同时,文化、宗教入侵也在进行。一部分外国哲学、文化、科学技术作品也陆续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并慢慢地从学术圈向社会扩散。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新文化思潮的形成有很大的启蒙作用,并催生20世纪初的五与。这些都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开始出现教授、编辑、作家、自由撰稿人、翻译、律师等新兴职业。
三是工业化的萌芽与新兴产业的出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被培育。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设、内河轮运的扩大、铁路的兴建、新式工业的兴起以及出口贸易的增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全国新式工厂已达3100余家,产值占整个手工业的25%,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重10%左右。同时,伴随着农产品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的扩大,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联系的加强、农民两极分化的加剧和富农经济的增长。20世纪,全国富农户数约占全国总农户的6%。
早期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杂业主、富农(农村)
1949年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
◎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无业者与游民
早期中产阶级的消费举止与消费文化
人们对‘文化’、‘消费文化’的理解一直存在许多分歧。在这里,笔者选择了一种能在许多学者研究论述中发现的看法。消费文化是引导和约束消费者消费行为与偏好的文化规范。人们的消费举止主要受他们的文化影响。它通过人们的消费行为体现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二是社会群体关系。第一种含义中,消费作为一种个人的需求和选择,直接体现消费者的个性特征;第二种含义则意味着消费并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它已成为身份辩析和社会群体认同的方式。有关这些论述,可以从不同角度在消费与文化研究学者们的论述中发现。
“文化举止研究学者们颇为一致的看法是,文化创造行为举止的规范,因此,在文化与消费举止方面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实联系。(汉姆特.斯威特;迪安娜.祖拉第;1998,第6-7页)
“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物质状况,是我们所穿、所听、所看、所吃,文化就是我们怎样看待我们自己与别人的关系”(魏立思;1977,第184-85页)。
“消费文化指出商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消费文化诚如它一贯的承诺,能更明显地养成人们的个性与他人的差异”(费瑟斯通;1991,第87页)。
“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与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鲍得里亚;1998,序言)。
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认为,任何对物品的选择本身,都是文化的结果,也就造就了文化。人们透过消费与其他消费者沟通,而这些文化消费的行为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文化的创制。这个系统根本的基础与意义来源,以及消费文化所要真正传达的,乃是一个潜藏的认知秩序(1996,第52-68页)。
对布迪厄来说,在商品文化中的品位是一种阶级标志。(费瑟斯通;1991:第88页);布迪厄的研究指出‘文化消费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和差异’(史都瑞;2001,第59页)。
不少学者认为,消费文化是伴随消费社会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当鲍得里亚创建性地提出消费社会的概念,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就开始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消费文化亦引起人们的热情关注。“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费瑟斯通,1991,第113页)
在此笔者想提出争议的是,消费文化‘指出商品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使‘商品作为一种中心元素去解释我们的社会’(费瑟斯通: 1991,第1998页),重构人们的消费行为准则,大规模的商品消费是其必要的基础。但是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作为引导与约束消费行为的文化规范和价值取向,即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它应该是自从有了商品交易行为和社会群体以后便开始逐步形成,如同商业文化一样。由此,中国早期中产阶级亦有其消费文化的萌芽。
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文化发展与消费模式看,两大因素对其消费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是从文化的根基看,中国传统的消费文化很大程度上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消费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弹性、中庸、重视人际关系与礼仪、信誉、义气与信任关系高于契约,尊重历史沿革规则等是儒家商业文化的特征。
二是从形成的环境看,中国长期以来是处在短缺经济状态下,节俭实用的思想与勤俭的生活方式一直是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主流,消费需要与欲望长期处于压抑状态。这其中当然也与世界所有国家一样,存在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模式,但毕竟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并不构成社会消费文化的主流。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叶,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仍是当时主要的经济特征。从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看,传统的节俭实用、满足生存基本需要的消费模式仍为主流。但伴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与中国传统消费方式和文化有很大差异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在当时的中上阶层出现。
如留声机、自鸣钟、**、霓虹灯、火车、电报、机动车等新技术产品的出现,商业与娱乐方式的变化;广告和时尚杂志的出现,从时间、空间、感官、概念上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院、歌舞厅、咖啡厅等消费场所开始在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的沿海城市出现,有一定经济能力又追求新鲜感的人开始通过这些与传统中国消费模式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生活品位。如民国时期,上海、广州、青岛等地中上阶层建造的深受西方建筑风格影响的花园别墅;一批面向知识人群的报刊杂志书籍的流行;城市中产人群开始以看**、喝咖啡、品尝西餐、穿西装、举行西式婚礼、舞会等形式展开社交活动,并形成不同群体的社交场域。30年代的日历上所出现的身着传统旗袍玩高尔夫的时髦女性(Karl.Genth;1966)。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已形成一定的消费水平和规模,文化消费、休闲消费方式在当时社会中上层开始流行。
在中国中产阶级萌生的早期阶段,中产阶层的数量有限,严格意义上尚不能称之为阶级,或者称中产阶层更为准确些。这一阶层的消费方式与文化尚在培育形成阶段,处于传统的中国消费文化为主体,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刚刚侵入并缓慢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中国首先接触和接受现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阶层,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这一阶层产生反‘传统’的倾向,乐意采纳现代和西方消费方式以显示‘新潮’,迎合中国当时的变革背景。严格意义上分析早期中产阶级还未形成阶层文化特征,但在城市、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这一阶层的文化开始形成一定的影响。
然而,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1949年以后,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中产阶级与其消费文化很快夭折。
2、去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的消亡期(1949—1978)
1949-1978是一个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去阶层化”阶段,在这一段时期,中国的阶级分隔在财产、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含义上是比较模糊的,在政治含义上则相当清晰,明显的区分为无产阶级与(已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在这一段时期中国是处于一种无阶级社会状态,许多学者将其称为‘去阶层化’阶段。
阶级在新中国的消亡
中国***的基本纲领是消灭剥削与压迫,建立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社会。因此,***取得中国大陆的领导权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运动与措施来实现建立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的目标,使得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等作为一个阶级均已不复存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基本结构是:工人、农民、干部(包括知识分子)与军人。
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状况
社会经济制度取向是计划经济,政府是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给者。生活必需品通过政府发放票证实行定量配给,整个社会基本是处于一种商品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状态。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形式取向是国有(公有)和集体所有制,私有经济基本不复存在。
从社会制度结构看,中国实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制度,这一制度通过职业与单位、农村与城市的不同分野地界定了社会成员身份。由于户籍、单位制度的限制,社会处于低流动的高封闭状态,社会成员身份的改变亦相当困难。主要的变更渠道是参军(并在一定年限后取得了干部身份)、招工和进入大学(当时的大学基本属于精英教育,能够进入的人十分有限)。
社会分层与中间阶层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状况,从阶级等级的角度看,主要的界定是人们的政治身份,两大分野:无产阶级(包括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作为联盟的农民和其他身份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军阀等,统称:地、富、反、坏、右),但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亡。
从财产与收入结构看,中国当时的收入差异较小,私有财产被排弃,除薪水外,基本没有其他来源,大多数人处于‘平均人’的消费状态(卢汉龙;2000,10),因此经济分层差异不大。
综合因素看当时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位于上层的是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按照***当时的划分标准,是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上,等最高层***是3级)。这一阶层基本属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能够享有较好的住房、电话、交通工具、医疗保健、疗养、公务旅游等消费生活服务。但自主消费能力和消费的空间很小。
中间阶层的构成主要是党政军中层领导干部(行政级别14-22级);知识分子;企业***;高级技工等。中间阶层的工资月收入大约是在56元—180元之间。
下层阶层的构成主要是普通工人;农民、不同行业的低层职员等,是中国社会占比重最大的主要阶层。
而位于社会底层是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敌人,称为地、富、反、坏、右的坏分子组合;无业游民等。
当时中国的消费状态与消费分层
整个中国社会收入的相对微薄导致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层和一部分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的上层)消费支出主要用于生活必需品,一种维持生存需要的基本消费模式。社会收入的平均化也导致整个社会消费平均化,卢汉龙的研究中曾指出的‘大众化’的消费模式与消费平均主义:绝大多数居民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平时一样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上班,周日一样的呆在家里洗衣服或走亲戚。(2000,第13页)
供给严重不足的短缺经济导致市场选择的缺乏、消费空间的狭窄与单调。公共娱乐匮缺,旅游、住宅电话、私人汽车都是与职务相联系的高级奢侈消费,**院、公园和简陋的饭店是人们主要的休闲场所。即使是当时社会的相对富裕阶层(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等)能够消费的产品十分有限。
20世纪70年代,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作为家庭主要大件耐用消费品显示着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分层,按照当时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看,购买一个‘大件’需要全家好几年的积蓄。因此能够首先拥有这些耐用消费品的往往是收入或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的‘阶层’。而住房、电话、汽车等‘奢侈’消费品的拥有也是当时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志。然而,这一类的‘奢侈’消费产品基本都未进入消费市场,作为国家分配与控制品主要与这类消费者的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直接联系起来。
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社会中间阶层主要是政治地位与职业和行政职别的分类群体。在消费欲望与需求受到很大约束的短缺经济状态下,社会的中间阶层除了生活消费稍微宽余以外,其消费行为与品位与大众并无区别,基本上也没有形成特别的消费观念。用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通过消费行为实现积累并取得社会地位提升的观点看(布迪厄等),能与消费行为有所联系的只是政治资本和一定限度的社会资本,经济、文化资本与消费行为的联系相当微弱。
重新成长期(1978-现在)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中产阶级得以在中国重新成长并迅速发展。从回顾的角度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一是逐步接纳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并逐步接纳财产的私有化;二是使中国经济逐步纳入全球化的轨道。这一政策取向使原有的国家垄断与配置资源的制度发生变化,多元的资源配置体系导致资产拥有者发生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形成,直接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培育。在政策、经济、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迁,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人们的消费广度与自由度急剧扩大。正如戴慧思等所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消费革命(2003,第7页)。伴随着市场化与消费的迅速膨胀,消费社会的特征在中国逐步显现,在社会的大变动中,新的消费文化在中国社会也正经历一个重构的过程。
二、从‘新富阶层’到中产阶级—阶层与消费文化的新变迁
从1978年到现在,26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结构处于大的动荡和调整阶段,社会阶层迅速分化,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被培育并日益壮大。依笔者所见,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年至1992年旧中间阶层/新富阶层(这一阶段衍生的中间阶层是否能称为中产阶级仍存在很大的争议。若从社会学分层角度,即经济、教育、文化综合因素考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能列入中产阶级框架。但若从经济学分层意义看,即收入与消费角度考量,他们又是现代中国最早进入中间阶层的群体)。二是1993年以来至今形成的新中间阶层,是比较符合中产阶级基本定义的社会群体。这样的划分,一方面切合本文的特点,从历史的主线探索中国中产阶级及其消费文化的发展轨迹,构成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纵向沿革体系;另一方面,新富阶层作为现代中国中产阶级形成阶段的特殊产物,是不应该被忽略或全面否定的群体。
1、‘新富阶层’被培育(1978-1992)
产生背景:
1978年开始中央政府政策逐步转变,尤其是所有制的改革,使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在消亡了近30年后再度复苏。从政策变动轨迹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1979年2月,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1982年,个体经济首次进入宪法;1988年,私营经济的提法首次出现在宪法。政策的变动直接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由于当时个体户的名称并不好听,所以能在国营、集体单位发展的人不会选择这一行业。大批返城知青,城市闲散人员、包括一些劳动教养、刑满释放人员等未能在国有、集体企业谋到职位的人员和在原有在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离退职人员、乡镇农民等构成了个体、私营主流。
同时,***调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以此打破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在当时深刻触动人们对财富的重新认识。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税收、行业经营与管理都存在很多制度上的漏洞。使得经营制度弹性、最早实现资源与市场相结合的人从税收和其他政策中享受了不少好处,甚至是政策间隙与漏洞,迅速实现了资本的积累成为新富阶层。从1978年到1992年,处于经济发展上升阶段的中国衍生了大量的新富阶层。
新富阶层的构成:
◎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拥有一定权利的干部◎部分国有(集体)企业老总◎某些特殊行业的职员、经纪人、各类明星◎靠非正当生意起家的‘暴发户’
特征:
细分中国‘新富’阶层,基本分属三大类型:
一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是‘新富’阶层所占比重最大的群体。这部分人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大多处于底层,属于社会外缘与边缘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体(体力经济精英)。他们因最早与市场相结合,从而在市场体系下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这部分人普遍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这一类型的新富,其财富的积累有两种状况:一种是靠勤奋、节俭起家,并较好的把握政策与市场的机遇,由小至大逐步实现财富积累。如被福布斯列为中国首富的刘氏兄弟就是靠养鸡起家。另一种是依赖法律与政策的不完善,在法律盲点或不合法的渠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实现财富敛聚。
二是有一定权利的干部和国有(集体)企业领导,某些特殊行业的职员,各类经纪人、各类明星。大约应占‘新富’阶层比重的20%--25%左右。这部分人的财富积累比较复杂。1993年以前,中国干部(包括国有、集体企业老总们)的薪水差距还是很小。按照正常的收入看,他们的消费水平只能略高于比一般民众,但远够不上新富阶层(当时社会对新富的评价标准是80年代前、中期的万元户,末期的10万元户;90年代上半期的百万元户)。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央政府尝试了多种资源控制模式,这样分权—控权的不断转换使握有一定实权的政府官员与企业***,某些特殊管理部门的职员,如工商、财政、税务、海关可以实现权力、资源与钱财的交换,透过‘寻租行为’聚敛财富。同样,一些身在短缺资源行业的职员也能利用其行业的‘强式地位’实现资源与金钱的交换,迅速暴富。
三是靠非正当生意起家的‘暴发户’。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是处于探索阶段,由于***至创建以来一直未采用过市场模式(延安时代直到解放初期的供给制;统一政权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因此制度构建、管理、法律与税收制度的均处于薄弱混乱状态。这就使得许多人可以钻政策与法律的漏洞,通过走私、、毒品交易、盗版、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获取高额非正当利润。这种现象至今也还存在,在高额利润诱惑下,总有人不惜代价的冒险,只是今天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并在逐步完善制度构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暴富的机会已不那么容易。
早期的新富阶层大都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属于文化资本贫乏的群体。由于自身与社会的多种综合因素,他们的财富来源与社会地位基本不被社会认可,用韦伯的‘收入、权利、声望’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来考量,新富阶层的财富、权利与声望处于脱节状态。中国的民众与学者们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新富’阶层不能称为中产阶级,认为这些人的财富根基大多不是来源于正当渠道,可能会因为制度与法律的完善而失去中产的地位与财富。新富阶层的后两类可以说是属于这种状况。而第一类群体则与19世纪西方国家由小店主、小商人、小企业主为主体构成旧中产阶级的情况比较类似。只是中国20多年的迅速发展将多种社会发展形态与阶段集中和浓缩在这一特定的发展时期,制度构建又远跟不上社会发展进程的需要,从而使得资本原始积累的不合法与灰色特征更加明显。
因此,人们的这种心理一部分是基于新富阶层中某些群体的财富积累过程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数千年的财富积累大都是在特权与奸诈的基础上形成,加上财富平均化时期对‘富’的不断打压。使人们对富裕的方式普遍有一种定势的认同有关。
2.中产阶级的形成(1993年以后)
1993年以来,是中国中产阶级真正形成与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发展与***的政策密切关联,并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成长。而中国***14大所确立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是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它可以说客观上为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扫除了障碍。
产生背景
1989-1991年,在政治环境、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包括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低谷。
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主张。同年10月,***第14次代表大会全面确立市场经济框架,并将中国所有制形式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单一形式修订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形式。私有产权在政治上得到认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第二轮高潮。
1993年以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企业、技术的力度,大批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进入。使得就业群体中在外资企业服务的‘白领’职员迅速递增。
在政策的鼓励下,大批拥有技术资源、管理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高学历者纷纷下海经商,同时大批国有、集体企业在拍卖、租赁过程中转变为私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主的构成不再是社会边缘群体,群体形象与素质不断改善。全国的私营企业主总人数从1989年的21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395万人。
中央政府数次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机构人员(包括研究院与高校)的工资收入,使这一阶层有条件跨入中等收入阶层。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服务产业的比重不断提升,消费服务不断改善,新兴行业与新职业人规模不断扩大。
构成与特征
细分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分属五大类型:
一是白领阶层。包括经理;外资企业白领雇员;国有和其他形式企业的中下层管理人员;特殊垄断行业(金融保险、电信等)的中下层管理人员和雇员。
二是中、小规模企业的商业精英阶层(企业家)。是经济资本相对雄厚的群体。包括中、小型私营企业主;国有、合资等企业的承包经营者。
三是一定层次的政府官员(政治精英),?/ca>
去朝鲜之前,问毛主席一个问题:您觉得我做您儿子合格吗?
导言
1950年11月25日,朝鲜战场上,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
志愿军司令部就迎来美军的狂轰乱炸,刚刚开始工作的司令部办公室,瞬间就成了一片火海。
就在三十四天前的同一时间里,牺牲在爆炸火海里的,向父亲问出了困扰他已久的问题。
01 无私付出务必永远铭记
刚刚入朝那段时间,美军轰战机每天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在一次次炮弹的洗礼中,已经换了五次办公地点。
在防空洞附近,有个简陋的小木屋,它就是志愿军司令部的办公室。
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凤安,正在办公室主持工作,在得到情报汇总后,他踏出了办公室的小木门。
突然听到天空中传来刺耳的轰鸣声,具有多年战争经验的杨凤安立刻大喊道:“示警!快跑!快跑!”
眼看着敌机投下几十枚炸弹,刹那间,巨大的爆炸声伴随着冲天而起的火焰,覆盖了志愿军司令部的办公室。
赶到现场的,看到眼前被熊熊烈火覆盖的小木屋,不顾一切地冲向火海,但被旁边的警卫人员地拉住。
恢复理智的立刻下令灭火,周围所有的人们,都在仔细寻找或大声着呼喊一个名字,可最终找到的是两具烧焦的烈士遗体。
在经过仔细地辨认和对遗体遗物的处理后,人们分辨出,这是的遗体。
最明显的是,他的手腕上还带着,岳母在他临走时送给他的礼物——一块手表。
那时的,常常在众人面前“炫耀”的礼物,甚至说这是一块保佑自己的礼物。
可是,在敌机的狂轰乱炸下,还是没来得及逃出办公室。
将的遗体处理好后,就坐在他身旁,久久不语,一天都没有吃饭。
最后,沉痛地对人说:“这事儿要报告给毛主席,可是这让他如何能接受呀!”
在和志愿军党委成员商量后,还是决定报告给。
这封让写了一个多小时的简短电报,报告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也详细记录了的牺牲时间和因素。
在第一时间,就接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电报,看到电报上的内容,瞬间流下了眼泪,他深深地知道,丧子之痛这对一个父亲的打击有多大!
但是,作为的父亲,有权利知道他的事情。考虑再三的,还是忍着悲痛将电报送到了的办公室。
那封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五六分钟,他没有流泪,没有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
的警卫李家骥,在多年后的采访中回忆到那段往事时,还是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李家骥回忆道:
的眼睛早已湿润了,但他始终坚持着没有流下眼泪。他顶着巨大的丧子之痛,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谁让他是我的儿子,战争总会有牺牲的……”
当时的不再是这个国家最高的领袖,他只是烈士的父亲,在他沉稳的话语背后,有着太多的撕心裂肺。
整整一个夜晚,的香烟就没有断绝,一根接着一根;在他内心深处,是对自己儿子的无尽愧疚。
因为,在的子女当中, 无疑是遭受过苦难最多的孩子。
想到,在儿子年幼时,就早早地失去了母亲,命运也没有因为他是的儿子而眷顾他。
02 更多的坎坷与波折
1922年10月24日,和杨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在兴奋之间取了名字——岸英。
中国人的名字,大多数都有父母的期盼,也不例外,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像,苍劲伟岸的大树一样,成为国家的英才。
回忆说:“那段时间,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光。”
不过多久,毛岸青和毛岸龙相继出生,幸福接踵而来。
可是,共享天伦之乐的幸福,对于而言,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为了革命事业,必须东奔西走,与妻儿也是聚少离多。
但随着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的阴云,笼罩在整个中国***头上; 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支离破碎,年幼的也尝尽了生离别之苦。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 根据这次紧急会议的相关精神,临危受命,前往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
在收到中央的命令后,赶在临行前,秘密返回家中,向妻子杨开慧和他三个年幼的儿子告别。
但没想到,这一次与杨开慧的分别,竟然成为了永别。
面对严峻的白色恐怖,杨开慧独自带着孩子,组织参与了大大小小的武装斗争。
直到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秘密回家时,不幸被捕。
在得知是的儿子后,年幼的也随母亲被抓入监狱,那天也正好是的生日。
在母亲牺牲后,经过多方的营救,终于安全地被释放回家。
为了避免年纪尚小的再遭伤害,中共地下组织,将和他两个弟弟,秘密送到了上海。
但好景不长,刚到上海不久,年纪最小的毛岸龙,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
而上海的中央地下组织,也因为叛徒的出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毛岸青,从此流落在上海街头。
在那段无依无靠的日子里,为了养活弟弟,卖过报纸,捡过垃圾,才勉强维持住了生活。
直到1936年,重新建立的上海地下组织,终于在街头找到了兄弟二人,这才结束了他们,长达五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历尽周折的和毛岸青在1936年底,被送到了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后来回忆道:“从上海到莫斯科,就像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
在苏联,相依为命的兄弟俩,开始了新的生活。
但在那个全世界都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还是没有见到,那个在梦中经常相见的父亲。
远在万里之外的延安,更是挂念着他十年未见的两个儿子,他自己甚至都想不出两个儿子的模样。
更想象不到两个年幼的儿子,如何在失去母亲的情况下,在上海的街头是如何存活下来的。
有一天,远在万里之外的,像往常一样,在窑洞做的办公室里办公。
突然收到了一份来自苏联的文件,拆开一看,顿时喜上眉梢。
一份简单的文件,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舍不得放下。
文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文件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作为一位父亲的,日思夜想的和毛岸青的近照和一封信。
用温柔的眼神,仔细端详着照片上的两个精神小伙,瞧见他们身体健壮,也拥有良好的精神面貌,这让激动不已。
拿着两个儿子照片的,如获至宝一般,将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枕头下面,想着半夜醒来还能再看看。
随着将照片放下,又拿起了写给父亲的那封信。
将信封打开,这才发现, 这封盼望已久的信,居然有着十几页之多。
在信中向父亲详细报告了他和弟弟的近况,也倾诉了对母亲的怀念,和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点着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看着一页页的话语,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儿子,千言万语都没能把想说的话语写完……
给清理床铺的警卫员发现,他的枕巾湿了一大片,看到警卫员一丝尴尬的表情,轻轻踹了他一脚说道:“我都没有不好意思,你尴尬个什么劲儿!”
接着又欢喜地讲道:“昨天晚上梦见儿子们了!”
原来,梦到了和孩子们相聚,看到两个儿子长得魁梧挺拔,他激动得笑出了眼泪。
在得知有人要去苏联时,赶紧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内容如下:
在这短短几句话语的背后,是一个父亲对儿子十年的牵挂,对儿子的思念之情也跃然纸上。
从那时起,在硝烟和炮火中,一封封家书,架起了从延安到莫斯科的桥梁。
时间悄然到了1941年,苏联爆发卫国战争,生活的儿童院也被彻底打乱。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少年的参军梦也被逐渐催生。
当时,在苏联的儿童院,上军校,上前线是众多孩子的梦想,其中也包括。
为了上军校,表现得十分积极。
但是,当时苏联有明文规定,凡是在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入伍。
申请了很多次,都没有得到批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参军的热情。
1942年5月,十九岁的,竟然直接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信。
在信中,他用激情昂扬的言语,表达了自己想要上前线的强烈愿望。甚至在信中注明了,自己是的儿子。
这封信投出去很久,却没有得到回复,但没有放弃。
在苏联一位将军的帮助下,先上了六个月的军事速成班,随后转到莫斯科的士官学校学习,终于如愿在苏军的一支坦克部队担任指导员。
战争结束后,此时的已经23岁,更是苏联部队的一名中尉军官。
终于,在1945年底,苏联的一架运输机停在了中国延安的一座简易跑道上, 随着舱门的打开,出现在了他阔别已久祖国的怀抱中。
03 久别重逢父子终相见
这次的重逢,期盼已久。整整十九年没能见到儿子的,不顾正在生病的病体,坚持到机场迎接自己的儿子。
当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快步走上前,一把抱住了儿子,激动地说:“你都长这么高啦!”
一向节俭的,竟然让炊事班特意做了几样菜,来庆祝父子间的久别重逢。
可还没两天,就让刚刚回来的开始吃食堂,睡马棚,外加喂牲口。
众人看到这一幕,都纷纷劝诫,对待刚刚回国的,还是要特殊照顾的。
没想到,这次丝毫不听取大家的意见,也没有向大家解释什么,直接命令让他服从命令。
直到建国后,在一次聚会中,替说出了当时让刚刚回国的吃苦的因素。
原来,刚刚回国的,给人的印象是:大高个子(有180cm),穿着苏联的呢子军服,蹬着马靴,还会跳舞,为人处世也不拘小节。
但因为在苏联待的时间过长,担心染上了“洋风俗”很是担忧。
在看来,自己的儿子是一个有志青年,虽然回到了自己身边,但也要多摔打、多磨砺,尤其是到农村和基层去。
懂事的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爽快地答应了。
准备深入农村的,在走之前向父亲告别,但却让脱下了他的西装,拿出自己打满补丁的衣衫,让儿子换上。
之后,便让直接去了黄土高坡上最苦的村子。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延安看望自己的父亲。
在一次回延安报告工作后,拉过儿子的手,打开一看满手的血泡。
以为父亲会肯定他的学习劳动是有效的,结果却说到: “真正农民手上,应该是厚厚的老茧,而不是血泡,起了血泡就说明你的学习没有学好。”
说完,就让回去了。
这就是异于常人的父爱,他用实际行动,想让多年未见的儿子快速成长起来。
04 喜结连理,大喜也大悲
1949年10月15日,和生命中的另一半刘思齐,在北京结婚。
作为父亲的,亲自为他们主持了婚礼 。
简陋的婚礼,就在颐年堂的院子里摆了两桌酒席,和一些糖果,吸烟的宾客,毫不客气地会问要烟抽。
时不时传来的欢笑声,让这对新人,没有因为简陋而失落。
刚刚结婚的那段时间,也许是坎坷的人生经历中,最为幸福的时光。
只要在北京,每个周末他都会带妻子一同去看望父亲。
但是,这样的幸福日子,并没有享受多久……
在即将奔赴朝鲜前,带着亲自为践行。
也就是这一天,向表述了自己想去朝鲜的想法。
但话刚出口,身边的长辈们就纷纷表示反对。
再加上这次的对手是,拥有世界最强大战力之一的美国,这其中的危险程度成倍增加。
大家见入朝的态度十分坚决,就去找出面,希望这位父亲能够说服自己的儿子。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竟然同意了入朝作战的想法 。
经的请求和的同意,作为志愿军的总司令,皱起了眉头。
除了担心战场上刀剑无眼外,更担心和刘思齐刚刚结婚不久,如果现在去了朝鲜,刘思齐恐怕会有意见。
听到的疑虑后,马上说自己已经和妻子交代好了,也取得了她同意。
至此,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
可是,明显撒了谎,他并没有和妻子说过要去朝鲜的任何话题。
1950年10月14日,在美军的强力进攻下,朝鲜首都平壤等重要城市相继陷落,美军大举向中朝边境靠拢,出兵已经刻不容缓。
接到开拔命令的,当天提前下了班,赶到了因阑尾炎住院的妻子那里。
的出现,让刘思齐很惊讶,她问道:“今天没有去上班么?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告诉妻子,自己明天可能要去很远的地方出差,因为地方偏远,所以通讯不便。
如果一时收不到自己的消息,也不要担心。
这对夫妻一直聊到深夜,看了看时间,知道自己必须要走了。
向妻子告别后,快步走出了医院。
走出医院大门回头一看,刘思齐单薄的身影伫立在医院门口,在目送自己离开。
在刘思齐不解的目光中,向妻子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后转身离开了。
刘思齐不明白,为什么夫妻之间还要鞠躬,想了想可能是新礼仪之类吧,也转身回到了病房。
但刘思齐不知道的是,这将是他们夫妻俩的最后一次见面。
05 困扰已久的问题,答案简单更痛心
最后一位告别的亲人,是自己的父亲。
为什么最后才向道别?
因为,心中有着一个久久无法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缠绕在他心间整整五年。
临行前,希望父亲给出一个答案来。
在菊香书屋里,问父亲:“爸爸,您觉得我做您的儿子合格么?”
的问题,没有立即回答,只是说:“等你从朝鲜回来,我再给你答复!”
就这样,带着心中的疑惑,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1950年11月25日,在美国轰炸机的轰炸下,正在司令部工作的,当场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八岁。
此时,距离他入朝作战,仅仅三十四天……
战友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有一个小包,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心爱的书籍。
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几件衣服送回国后,被收藏了整整二十六年。
对于童年颠沛流离,而又英年早逝的儿子,满怀愧疚。
但在1954年12月,在的安排下,自己的儿子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起,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1990年,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深藏已久的东西——的衣物。
睹物思人,对于常人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词汇。
可对于来讲,每当看到这些衣物,就是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更让担心的是,结婚仅一年的儿媳妇刘思齐,她将如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按照的嘱咐,每个星期刘思齐都会去看望。
每次见到,刘思齐都会问到,最近有没有收到岸英的信
每次听到这个问题,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刘思齐还没有或者编一些理由。
这一骗就是三年!
转眼间,时间到了1953年,战争终于结束了。
也必须将实情告诉自己的儿媳了。
将刘思齐找来后,告诉了他早已牺牲的消息。
看着哭着去活来的刘思齐,只能强忍着悲痛,呆呆地坐在那里,点上了一支烟。
直到有人发现,手中的烟卷早已烧到了手指,可一点感觉都没有。
后来,刘思齐帮自己的丈夫,问起了困扰他多年的问题。
“父亲,您说岸英做您的儿子合规么?”
瞬间想起了儿子在入朝前问自己的问题,一瞬间,泪水打湿了眼眶。
缓缓地说道:“合格,他是我的骄傲!”
刘思齐感叹道:“岸英活着的时候,要听到爸爸这么说该有多高兴啊!”
又点起了烟,站在窗前久久不语,唯独流下了两行滚烫的热泪……
在牺牲后,跟周世钊谈话时讲到:
这短暂但辉煌的一生,参加了两次正义之战,一场是苏联的卫国战争,另一场就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中国的东北方向,鸭绿江以南,那片三千里的土地上,包括在内的十几万志愿军战士长眠在那里,他们都已化作成新中国的钢铁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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